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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百廿英才】大道至简 平淡为归

记北大药学院王夔院士 

时间:201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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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鸿儒荟萃,领思想之潮;群英云集,开风气之先。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120年来聚集了众多的著名学者专家、学术大师,涌现出大批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些杰出人物,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谱写了北大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值此百廿校庆之际,新闻网特推出“百廿英才”专题,和读者一起感受这些杰出人物的学识魅力、人格魅力、精神魅力。本网首先推出的是,党委宣传部于2006年采写的首届“蔡元培奖”获奖者专访。

  在一切美好没有来临之前,心灵首先美好起来了;在一切平静没有来临之前,心灵首先平静下来了。经历了三次政治和社会的大震荡,三次改变研究方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夔先生,对世事变迁和人生境遇始终淡然置之、不喜不悲,以哲人的睿智和科学家创新求变的精神探求世界的客观规律和科学真理,走过了七十五年的生命历程。王先生身上有一种原生态的平和,那是包容一切的一种平和;王先生对事物有一种广泛的兴趣,那是源自少年时代的一种好奇心态。坐在思想深邃、神定气闲的王先生身边,澄澈明净的心境油然而生。“慧者心辩而不繁说”,作为听者的我,似也无需再多问什么,“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一切纷纭繁杂的世事都笼罩在平常、平淡和平静的光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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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夔院士)

  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的王先生对我说:“我是平淡无奇的人,你把我写成平平淡淡的就符合我的人了。”但是,对于王先生的平淡,我也有一个感悟认知的过程,那就是:始觉平淡,继而非凡,终归平淡。那是彻悟生命的平淡,是理性与感性交融、执着与包容相合、对物事与人情参透之后的平淡。王先生以一颗平和淡然的心,百折不挠、沉稳自信地立足中国本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架起了医学研究与化学研究的桥梁,通向我国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研究的广阔领域。
 
津门少年  钟情科学兴趣广

  1928年5月7日,王夔出生于天津一个普通人家。家境虽然平常,“家教”却是优秀的。在银行担任职员的父亲业余研究文字学,潜心书画,渐成一家。解放后,父亲先在津沽大学任教,后到天津画院从事创作,最后到天津美术学院任教授。受父亲的影响,王夔也喜欢书画,其书法形成了特有的古朴苍劲的风格;王夔也继承了父亲那种不倦的自学与自立精神,这也是王夔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从初中二年级起,王夔就开始一边读书一边找活干,一方面是挣钱贴补自己读书,另一方面也是为毕业以后的生计打算。在那种战乱年代,有一技之长总是要多些生活保障。他给《每日科学》杂志画过插图,在一家保险公司当过练习生,在一家银行管过帐,还和一位要好同学凑钱创办过一个小小的工厂,生产化学试验用的试纸和试剂,从买原料、做试验、生产、定包装瓶、印标签直到推销产品。王夔对化学的特殊兴趣和爱好,应当说始于高中阶段。那时候,他迷上了化学,并和一位要好同学弄了个“实验室”,下课后就一起做各种化学实验。但是在日本人管制下的华北地区哪里去买化学试剂?他们就不时绕天津旧城一圈,那四条马路上有许多卖废旧玻璃瓶的地方,那里有从工厂、学校、医院等实验室清理出的空化学试剂瓶。他们从卖旧瓶子的小店里寻找购买那种有残留试剂的空瓶子,供实验使用。他们还经常到中药铺去买胆矾、芒硝、冰片等作为试剂。那时侯他们最有兴趣的书是丁绪贤先生的《半微量定性分析》。在那样简陋的实验条件下,王夔还写出了平生第一篇关于有机试剂研究的“论文”,发表在1946年上海的《化学世界》杂志。尽管幼稚,文章的发表却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鼓励,而且为他们在50年代以后研究有机试剂播下了启蒙的种子。十几岁的少年,从此与化学结缘终生。

  1945年10月,王夔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走进北京燕园,也走进了化学世界。基于少年时代的志趣,大学期间他对学习更是达到执迷程度。燕京大学是美国式的大学,当时学生可以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选课,老师和学生之间经常交流看法。兴趣广泛的王先生在这种“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氛围中如鱼得水,这也对他后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选了陈梦家先生讲的甲骨文课,作为考试,王夔写了一篇论文,内容是根据对出土的远古器具的化学成分分析并与文字考证相结合研究历史,其中一部分后来写成一篇《论青铜时代的上界与下界》发表在报纸上。40年代,他还在《大公报》上发表过译著和哲学论文;至今,他仍主张学生应拓宽知识面,理科生要学文科课,文科生要学理科课,而且重要的还在于要有兴趣、肯钻研。

  现在70多岁的王夔先生,依然保持着对各种事物的兴趣。他看到电视上演的“纸艺”工艺就对夫人说“我也能做”,看到笔者采访用的录音笔就颇有兴趣地问能不能存盘。王先生写得一手好字,他的墨宝多次作为交流礼物送给国内外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王先生说:“这样的礼品有意义,又省钱。”王先生还喜欢听音乐,每天中午,王先生一边休息,一边听经典音乐,科学家的思维便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激越之中。为了让王先生全身心投入工作,王先生的夫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老师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偶尔让王先生炒炒菜,也是为了让整日趴在书桌前的王先生换换脑筋。而热爱生活的王先生,还曾买了好几本菜谱,颇有雄心地要照着菜谱“炒做”一番,结果如何,自然不得而知。

  接触过王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性情平和的人,在夫人朱老师眼里,王先生也是个没脾气、不会着急的人,所以夫妻两人结婚50年来从来没拌过嘴。但就是王先生这样平和的人,在教育孩子方面也从来不迁就,即便是对一年才回来一次的在国外的孙辈,也很讲原则,说好不买的东西决不买。也许这种从小教育孩子自立的“家教”本身就是一个“宝”,王夔先生的一双儿女都是好样的。儿子1970年初中毕业,就到当时的王麻子刀剪厂当工人,后来通过自学,直接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后来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王先生的孙子从小受到医学的熏陶,现在已是利物浦大学的医学生。

  王先生活到老、学到老,对于新技术的学习,从来没说过自己学不会,他的理念是不会就学,他的学生说:“王先生从来不惧怕任何新知识,他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欲望很强。”在他七十岁的时候,电脑热起来,王先生也学起了电脑,没过多长时间,王先生就提着笔记本电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powerpoint运用得很熟练。王先生天天上网,查看国外科学研究的新动态,查看国外同行最近的报告。王先生乐呵呵地说:“学生们敲得比我快,但我看得比他们快。”为什么呢?王先生有很强的语言能力,这和他从小喜欢看书、看各种各样的书有关。中学时他对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写的《比较语音学纲要》深感兴趣。当时他正念高中,因为在沦陷区,要同时念日文和英文。跟所有那时的中学生一样,用汉字注音,读起来不像外国人发的那个音。王力先生的书不但能帮他在读英语时正确发音,还能教他读其他外国语发音,包括那些稀奇古怪的、没学过的、甚至没听说过的语言,还能知道不同国家语言之间的相似相关性,会一种语言,就会另一种语言,这使得王先生对外国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王先生找了一位俄罗斯人学俄文,找父亲的一位同事学世界语。依靠这个能力,在后来工作时又自学了捷克文和德文。这对他的工作帮助很大。从小时候爱好语音学学习外国语,到现在自学电脑,可见成绩总是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而王先生却并不是单纯地为学习什么做准备,以兴趣为师的他从来都是抱着欣赏的眼光在“乐”中学的。

  名师风范  获取思想“乐”中学

  1949年王夔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并留校攻读研究生。1952年,在燕京大学撤销并入北京大学时,因为急需大学老师,他被中断研究生学习,分配担任医预科教学,对这样一种安排王夔凭着一种奉献的精神欣然接受了。后来北京医学院独立,王夔留校任教,从50年代到90年代,从助教至教授,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里,王夔先生不知写过多少不同式样的教材,不知设计过多少种实验和教具,不知组织过多少次极有特色的教学活动,然而他依旧兴趣不减,每年他的教案都在更新。他说:“真正意义上的教学,不只是讲课和带实验,而是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进步。有时,在讲课时突然萌发一点想法,对科研可能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王先生音质很美,富有穿透力。他讲课抑扬顿挫,语速适中,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充分调动课堂气氛,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药学院党委书记洪和根老师说:“王先生口才极好,讲话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板书就象印刷体一样。”王先生也是学生们最喜爱的老师之一。女博士杨晓改上本科时就听王先生讲课,对王先生的课她和同学们都有着深刻的印象。杨晓改说:“王先生知识广博,能启发学生的兴趣,而且王先生的课常常把理论知识、应用知识、人文知识贯穿在一起,让学生兴趣盎然。”2003年3月王先生参加了中山大学药学院举办的“院士论坛”,《中国处方药》杂志记者李行这样描述王先生字正腔圆的报告:“枯燥的学术内容到了他那里,顿时变得生动活泼,恰到好处的旁征博引更是让报告深入浅出轻轻松松地传递着科学的真谛。”李行低声对同事说:“有没有听过诺贝尔得奖者的学术报告?境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用最简洁最易懂的文字表达最尖端最前沿的知识。”

  王先生在注重培养学生兴趣的同时,还有意识地让学生在“乐”中学习,以学习为乐。因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欣赏这个学科而学好这门学科。对于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王先生注重其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久而久之,学生们也养成了一种自觉学习的习惯,碰到问题首先要自己解决。王先生对教学的体会是,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教给学生,就象“冰山理论”那样,老师把露出海平面的那部分冰山给学生讲解了,海平面以下的那部分就需要学生自己去挖掘了。听老师讲课,得到一个思路和想法就可以了。记东西要记住它的意义,忘掉外在的东西。王先生当年上燕京大学时,曾选修过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他主要讲怎样用调查方法研究人类发展史,其中有一个研究方法,就是寻找迷失的环节(missing link),这个研究方法到现在还在指导着王先生的研究,在研究细胞内发生的化学事件的前因后果时,王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迷失的环节。王先生说:“我从老师那里获取老师的思想,我也想把自己的思想教给学生。”他从袁翰青、梁树权、张青莲、张滂等老师那里得到的治学之道终生受用。

  无论教学,还是做科研,王先生都有着精辟的思想贯穿其中。《院士思维》一书中收录了他的充满思想和智慧灵光的文章《我的科学思维观》,字字珠玑。书中有着这样一句话:“科学家应该有思想,但总要八成是科学家,二成是思想家。”王先生认为,科研或教学思维切忌绝对化和先入为主,先入为主和绝对化会给人们的思想设置极限或界限,使人们不敢超越,也不想思考某个极限或界限本身的条件以及本质。例如,共振论把苯的结构描述为两个或几个共振结构的总和,经典化学家常常用经典热力学思路把变化中的体系用始态和终态来描述,事实上,从始态到终态变化过程中有多少状态?这种变化是跳跃的吗?多少年来,在教学中我们常常把它绝对化了。在大学化学中会认识到反应机理中有一种或一两种中间态,再后,或许还能进一步了解从始态到终态有若干条途径,催化剂的神奇就在于用它的魔杖引导反应沿着某一条快捷的途径达到终态。但是为什麽不能同时叫学生去想象在那些从始态到终态的连续改变过程呢?甚至叫学生去想象在诸如生物体系中有什麽始态又有什麽终态呢?我们不能引导学生建立一个非此即彼的思考方法,有时它是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障碍。只有在教学生具体知识的同时培养他们的批判和怀疑的态度,才能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

  王先生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心态和想象力,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王先生为此引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Esaki的一段有益的话——“你想得诺贝尔奖吗?有5个规律:第一,不要被自己过去的经验所束缚;第二,不要过分追随你的研究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权威;第三,不要抱着你不需要的东西不放,要严格地筛选信息;第四,不要回避对抗,如果有合理的观点,就去辩论;第五,不要忘记童年时的好奇精神,它是想象力的表现。”他认为,现代科学的重大成就中有不少是先在头脑中形成一种观念、一种结构、一种联系,甚至是一种从来没有的东西,然后再通过实验来证明它,寻找它。实际上化学现象中需要通过想象加以研究的地方很多,例如用谱学方法推测蛋白质在溶液中的构象和构象变化,就是实验技术与想象的结合。因此科学想象不是胡思乱想,而是一种素质。难怪王先生的博士后杨晓达出国归来又回到王先生的课题组中,杨晓达说:“我在王先生这里感到一种充分而又深刻的科学的‘sense’,‘sense’在英文中是感觉、意识的意思,但我又觉得这些并不能充分表达我的感觉,我只能称它为科学的‘sense’。”
 
50年代,王先生最初从事教学的时候,教学是照本讲,只要求讲课要讲明白、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后来开展教学改革,王先生领着别的老师一起做教具,还和化学家梁树权院士合写了一本《基本操作规程》,并组织现场表演,这本书对规范化学基本操作起了重要作用。回想起来,教学改革的每一个时期,王先生都全力投入,并走出了一条医学和化学相结合的道路。按说无机化学是离临床最远的东西,可王先生无论教学,还是带着学生们做研究,一直都联系医学实际。王先生培养的学生能在生物学和化学界面上工作,能进行从动物到细胞、到化学的实验。王先生还为学生营造了一种宽松的环境,他从来不催促学生赶快发表论文,也不要求学生一定要把自己想的东西做出来,王先生希望学生做到的是把课题做深,做细,做确切。王先生还经常鼓励学生和别人多交流,多次带学生参加学术会议。当学生被研究工作困扰感到失望时,王先生经常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描写的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经历的“三种境界”鼓励学生,现在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说不定再坚持一下,就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王先生以此鼓励学生战胜眼前的困难,执着追求科学真理。但他也教学生不钻牛角尖,也经常引经据典,教导学生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了。可以说,王先生教育学生执着的同时又教育学生不执着,在科学研究上执着,在为人处事上不要执着。这也是王先生的风格,对身外之物得之不喜,失之不忧。

  公共教学部贺新华老师说:“王先生一贯重视学生做学问与做人的培养,这也是他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连续三年来,公共教学部邀请王先生给研究生讲“科学素质与文、史、哲素质的互动”专题,对于这样一门非专业课,王先生同样认真备了课。在公共课上,王先生像他讲专业课一样思维敏捷,没有一句废话,而且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王先生结合科技史和科学哲学思想的讲解,希望学生把主观的理想、兴趣与客观的社会发展动向和时尚之间的矛盾处理好,不要追求时髦,不要急功近利。王夔先生还多次在新生入学教育和新职工上岗培训上做演讲或讲课。

  王夔先生在国内医学院校首次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们开设了“医化学”与“生物无机化学”的课程;1988年9月,王夔先生主编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生物无机化学》正式教材,其中包括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多年来,王先生积极参加化学教育改革工作。曾经在医学院组建医化学专业,提出并且实行了一个新的化学与生命科学结合的教学计划。在药学院各个化学教研室的共同努力下开出大量新的交叉学科课程。他和无机教研室的同志开出的课程构成一个新的结合生命科学的无机化学教学体系。其中有些课程延续至今,为现在建立化学生物学专业打下了基础。王夔先生现在主讲医化学及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课程,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

  王夔先生曾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被北京医科大学授予“桃李奖”,王先生也确实“桃李满天下”。数十年来,他教过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在他的实验室工作过的博士后,许多人已经成为我国医化学界科研与教学中的骨干,还有不少人在国外各个重要研究机构或大学工作。王先生自己依然兴趣十足地活跃在讲台与实验室之间。他说:“我永远热爱教学工作!”

三易研究方向  架起医学化学桥梁

  王夔先生五十多年来在医学化学之间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不断地创新与发现。恰如王先生所言:“没有自己的东西,模仿外国人的研究模式,必然缺少创新。”作为一名在国内外化学界有广泛影响的科学家,王先生始终立足中国本土,不断地开拓创新,在出国留学不断升温的环境下,英文和专业都很好的王先生没有选择出国,因为他已经选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80年代中期,王先生第一次出国,那是在日本参加国际化学教育会议,王先生在会上做了关于化学教育怎样和医学相联系的学术报告。事实证明,王先生以自己睿智的眼光和头脑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王先生是长在中国国土上的一棵“大树”,尤为可贵的是,不论顺境逆境,王先生始终精神不倒,坚忍不拔。

  他的研究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6年以前,主要从事分析用有机试剂研究。他自己称“那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的北大化学系都搬到城外,人走了,有用的图书仪器试剂全搬走了。没有导师,没有研究课题,没有实验条件,怎么做研究?王先生和留下的几个年青人从剩余物资中搜索一些东西做实验,“居然‘白手起家’,能够撑起个‘帐篷’唱起戏来。”(王夔先生语)他们开展了点滴分析和分析用有机试剂的研究,并提出了几种分析功能团和新的分析试剂。这是一个国内最早系统研究有机试剂的课题组,他们在1951至1957年间发表了关于该项研究的一系列论文,从而使该课题组的成员以后成为国内有机试剂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墙角数枝梅,临寒独自开”,他们这个小小的研究组成为我国有机试剂研究的一个生长点。

  第二个阶段是1961年至1965年之间,王先生另选方向,开始了金属离子水解沉淀的掩蔽这一崭新研究课题。可以说,在国外,这也是一项开创性研究。此项研究从研究思路到方案以及实验方法,都是王先生一步步通过实践而建立起来的。这也是王先生做学问的特点。王先生说:“在研究工作中,我着意于创新,从思路到方法,往往都是自己设计和建立起来的。”经过四年多的不懈努力,他不但建立了金属离子水解沉淀反应评价的方法,而且发现了亚化学计量掩蔽现象,获得了多种金属离子的络合掩蔽顺序。此项具有独创风格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澳大利亚化学家D.D.Perrin在所著的《化学反应的掩蔽与解蔽》中,用一整章来介绍王夔教授的全部研究成果。

  第三个阶段,也是王夔先生研究最重要的阶段,便是从70年代末以来与临床医学联系的生物无机化学和无机药物化学的研究。王夔先生是我国生物无机化学研究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之一,也是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的开拓者,他们在细胞层次上研究生物效应的无机化学基础,跟踪细胞应答过程中发生的化学事件,研究它们与病理和毒理过程的关系。在他的组织和具体指导下,北大医学部生物无机及无机药学化学教研室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这一阶段,王先生和他领导的课题组硕果累累。

  在某些发达国家医学界,已经有了“临床化学”这种称法。而在国内,如果谈临床化学多半只是指大医院的化验室,他们多重于寻找临床化学指标与疾病的相关性,而很少研究化学机理。特别是疾病发生发展的化学过程。一般地讲,医学家的研究从整体到细胞层次,而化学研究仅在分子层次,两种研究层次也可称“隔行如隔山”呢。王夔先生研究中的首要贡献正在于,他大胆地将化学中的分子层次研究与医学中细胞层次研究结合到一起,并克服了重重难关,开拓了一条与传统生物无机化学研究完全不同的途径。

  最大的不同在于:第一,传统生物无机化学研究单一物质的单一反应,而王先生研究生物体系中多种物质和反应构成的过程;第二,王先生开拓了细胞生物无机化学新领域,研究金属离子与细胞相互作用中的化学事件与生物效应的关系;第三,王先生探索生物无机化学反应间的规律,提出非必需金属离子生物效应与必需金属间相似性的化学基础。以上三项,无一不是独创性的发现。

  王先生认为:“一切病理过程,最后总可以从分子层次上去理解。”稍有医学或化学常识的人都会想到,如果“从分子层次去理解”世间万众的“一切病理过程”,是容易的事吗?所以,为什么在国际科学界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少而又少就可以理解了。

  王先生指出:“人类所有的疾病,没有哪一种不是既涉及细胞过程又涉及到化学过程的。传统医学或化学,在研究细胞过程时往往忽视了化学过程,而研究化学过程时又离开细胞。我从事的研究中,沟通细胞与分子层次是关键。”需要知道的是,这种沟通,如进一步解释就是“要在生物的细胞里面做化学试验”,因为这样才可能研究,观察反应和现象,从而研究机理。难怪王先生在这个学科名称前又加了“细胞”二字,称为“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研究” 。王先生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一本《细胞生物无机化学》出版,标志这一个新的学科成熟。”

  王夔先生所确定的“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这一研究方向,重点在于研究病理过程中的化学事件,在不脱离细胞环境的条件下,研究在细胞内部所发生的化学的反应和化学现象。可以想见,要完成这种难度极大的研究,必须先确立新的概念思路并建立一系列实验程序与方法。

  科学研究永远是开拓者与先行者的事业。在王夔先生的带领下,从事此项研究的教师和研究生们付出了长期的艰苦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与临床医学的结合,事实证明,他们不但走得早、起点高,而且步伐在加快,成果可喜。

  “大骨节病”是给广大群众带来异常痛苦的常见地方病,80年代,王先生承担了“大骨节病”病理化学过程这一国家重点攻关研究课题,提出了基因表达异常-异常基质-异常矿化的理论。王先生的这一理论从诞生起,便得到医学、化学界专家们的广泛关注。接着,大量的实验事实又对这一理论的实用性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根据这一理论,原有的有机物中毒学说、粮食真菌污染学说、环境低硒学说等等均得到了统一的解释。这就为有效根治大骨节病及类似地方病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资料和理论依据。

  胆结石在我国属于高发病与常见病,针对胆结石的成因,王先生领导他的研究集体进行了胆色素研究,发现了胆红素自由基的形成、传递以及与之有关的胆红素聚合的现象。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色素型胆结石形成的化学过程。这对解释胆结石病成因及合理防治,均起到了正确的指导作用。

  在研究金属离子与细胞相互作用过程中,王先生提出了细胞对金属离子的整体应答和多靶分子模型的新概念,从而冲破了传统化学的研究方法,即单因素、单物种的研究系统。

  90年代,在关于与金属离子相关的病理、毒理和药理过程的研究中,王先生提出了外源性金属离子的生物效应遵循一种相似性规律,此项研究成果拓宽了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的理论基础。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王先生课题组系统研究了顺铂类抗癌药物与细胞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找到了几种毒性低、抗癌活性强的铂络合物。

  针对稀土农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90年代后期,王先生的研究集中于稀土生物效应的化学基础,为稀土农用的安全性评价以及稀土的药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由王夔先生参与领导完成的重点攻关研究课题“大骨节病”病理化学过程,接连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并评为八五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王先生领导的“胆红素溶液化学和自由基化学及其与色素结石形成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以出色成果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关于金属离子与细胞相互作用过程这一方面的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关于顺铂类抗癌药物与细胞的相互作用研究的部分成果,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并得专利一项。有关稀土生物效应的化学基础的研究成果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作为第二作者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王先生所取得的一系列开创性成果,2000年他被授予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王先生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在独特环境中成长的化学家。在医科大学几十年的教学、研究与实践中,与医学、临床医学甚至医生接触多、时间长、关系深。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学医的不太懂化学,而学化学的又不太懂医学。我的经历和条件较特殊,多年来使我对医学中某些方面达到或接近学科层次的了解。正因为这样,我可能也可以在医学和化学之间搭一个桥。”这种比喻是恰当的,但王先生谦虚了。因为生物无机化学研究绝不仅止是在两学科之间搭桥,更重要的是推动和促进了两学科的发展,丰富并深化了基础理论研究方向,同时也扩大了其实际应用范围。

  

  近年来,王先生的研究扩展到诸多新领域:神经退行性病变中金属离子的作用;金属离子---活性氧/信号系统---细胞生命过程(增殖、分化和凋亡)的干预和调节机理;中药矿物药的药效和微粒反应性以及尺度效应的关系;无机药物的ADME药物动力学问题;病理性生物脱矿/矿化的机制及在疾病发展中的作用;硬组织化学和口腔保健用品研究,等等。这些都是生物无机化学的前沿问题。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9年,王先生提出了“预防药学”的新概念。预防药学研究和开发预防疾病发生发展的药物,包括两个目标:研究开发针对疾病病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以及关节环节中的生物分子,筛选和设计干预或调整的药物;同时,以相关生物分子为生物标志物,研究开发针对该病理过程的预警预报实验方法。目前王先生领导建设的预防药学实验室以肿瘤、心血管病、脑神经退行性病变、骨质疏松等慢性病理过程为目标,从可食动植物和中药中寻找有预防活性的成分,开发预防药物和建立相应疾病的预警预报方法。同时,为进行中药多组分化学药理学的研究,提出了基于机理和药物效应学及药物动力学特性的整体药物探索系统(IDES)的思想。

  

  王先生一直倡导科研合作。他曾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国中医中有很多用含砷矿物治疗疾病的经验,而且早在70年代就有人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成功的经验。但是一直不能为世界医学所接受。陈竺院士对这一现象做了科学的解释之后,才引起了世界广泛的注意。但我们却没有深入做下去。而国外却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成果,有的药厂拿到了国际专利。从这个例子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科研工作一定要深入,科研必须与生产结合。这还说明药物的研究开发特别需要基础研究,没有基础就没有价值。有些科研项目不能跟生产结合,就浪费了国家的资金和很多宝贵的资源。

  

  80年代至90年代,王先生领导的课题组与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合作,对龋齿成因及再矿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脱矿-再矿化机理,协助王勤教授设计了再矿化药液,现已在临床上应用。口腔医院博士生导师于世凤教授说:“王先生长期致力于微量元素、骨矿化以及再矿化研究,这在进一步揭示骨破坏机理、微量元素防治骨质疏松症方面具有深远意义。”2002年,他倡导北京大学和美国堪萨斯大学合作建立具有国际标准的口腔保健实验室事宜。90年代,在与北京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的合作中,研究了缺铁性贫血用补铁化合物,他首先提出了用控制水解多糖作用铁载体的途径,而且发现一般补铁化合物能造成细胞氧化损伤,但某些多糖水解物能防止这种损伤。这些研究为开发有效而安全的补铁制剂提出了新途径。最近,王先生领导的预防药学实验室和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固定的合作关系,他们将在建立联合实验室和研究生联合培养方面开展合作。

  

  2001年,王先生领导的课题组和北大医学部心血管研究所合作研究动脉钙化和骨质疏松的成因。王先生带领研究室和心血管研究所合作,一方面进行动脉中磷灰石晶体的形成研究,另一方面进行骨矿物溶解研究。国家“973”重点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北大医学部心血管研究所副所长唐朝枢教授由衷地说:“王先生他们做得很好。把物理化学的基本规律和生物医学的规律结合起来,研究就更深入了,对沉积物理化学特征的研究为临床的基础研究奠定了基础,对临床基础研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从理论上开辟了新的治疗策略。”

  

  王先生一直关心并积极参与化学学科的整体发展,他承担中国科学院学科发展战略调研任务,与王佛松院士等编写了“21世纪化学发展方向”调查报告,提出研究分子以上层次的化学这一新方向,在化学学科发展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近年来,连续接受中科院的任务,针对创新药物研究的问题和策略,王先生在全国各地组织调研,提出一系列建议。为推广中药研究现代方法还举办了讲习班,并且在学校和药学院的支持下在国内首先筹建了采用新研究体系的实验平台,这一项目得到国家863项目的支持。目前,他领导的课题组承担了两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用细胞无机化学方法研究动脉钙化和骨质疏松中的发生和关联;用细胞无机化学方法研究金属离子在退行性病变中的作用。

  

  王先生认为,科学家研究问题的目的不只是获得几项成果或技术,最重要的是能否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内奠定较为系统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他所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结合临床医学研究细胞生物无机化学,因此从临床问题中抽出基础理论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因为这种研究的意义以及方法将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发展起到指导和促进作用。不仅如此,王先生始终站在学术的最前沿,有着独特的学术敏感。现任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药学院张礼和教授说:“王先生思想活跃,作为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每次开会,王先生都有一些新的见解,并能抓住课题研究的新方向,提出中肯的意见。”口腔医院于世凤教授和她的博士生说:“王先生学术思维活跃,学识融会贯通,常常会有奇思妙想,这是他长期知识积累和不断创新的结果。而且,王先生总是在虚心听取他人包括研究生的意见后,才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他的建议总是很富有启发性。虽然他已经70多岁,但是他对当今科研前沿的技术非常熟悉。”

  

  多年来,王夔先生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论文二百余篇,他和课题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也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研究在国际上也确立了她应有的地位。生物无机化学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应用生物无机化学会议就是澳大利亚科学家Webb教授和王夔先生两个人发起创办的。最初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资助下,曾先后三次于武汉、广州和澳大利亚召开了三届国际应用生物无机化学学术讨论会,王先生担任了会议的主席。迄今已经在世界各地举行过六次会议。王夔先生主持下的生物无机化学教学和科研都已具备一定规模和影响,先后被三家与生物无机化学研究有关的国际权威刊物聘为编委。

  

  王先生开创的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研究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两大特色,就是系统性和联系临床。2001年在英国召开国际应用生物无机化学会议,王先生应邀做了题为“生物无机化学的十五年”的大会报告,介绍了自1985年以来中国生物无机化学的发展状况和取得的成就,提出了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这个重要的新领域。针对他的报告,大会认为,生物无机化学的研究开始进入了细胞生物无机化学时代。

  

  王先生三易研究大方向,每次推倒重来,都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王先生的感受是:“虽有所失,但更有所得。40年代末,有机试剂研究正在兴旺,至60年代由兴至衰,如不能提出新内容、新方法,就不如转入其他方向。第二次转向更是如此。”改变研究方向的道路上有困难,有劳累,但王先生却不觉得吃苦和吃亏。尽管改变研究方向有着客观的原因,但兴趣广泛的王先生对事物和真理的探求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创新的勇气和精神。王先生自我解嘲地说自己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第一次中止研究是由于政治运动和经济困难时期的影响。在这之前他对分析有机试剂的研究是受到了苏联科学家的影响,当时好多人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60年代初,王先生再进实验室之后,发现研究有机试剂的人越来越少,所以王先生就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就是金属离子的掩蔽研究,这项研究得到了“12年科学远景规划”的支持,但是也就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因为“四清”运动又中止了。后来就是“文革”。80年代,祖国科学的春天才真正到来。这时大家发现,在过去十多年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生物无机化学,而且发展迅速。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独辟蹊径,利用医学院的优势,联系临床进行生物无机化学研究,在国内、国际生物无机化学界,与临床相结合的研究很少,因为很难。但是,对历史和哲学有特殊喜好的王先生善于历史地分析学科、哲学地研究方法,善于揆古察今,这对他选择科研方向有着指导作用。在《我的科学思维观》中他这样写道:“在热点和冷点之间,主流与非主流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虽冒风险,但是只要有意义并且合乎科学,冷点总会变成热点,非主流也会变成主流。比如大多数生物无机化学研究是在分子层次进行的,我们偏要在细胞层次研究,当然难处很多,可是因为无机化学要想研究生命,细胞是必经之路,它迟早会成为热点,现在谁先进入,谁得到的越多。我知道这是众人所不为的,等于在广漠中踽踽独行。同行少,可借鉴的经验少,论文被引用少,被理解的少,或许终生无人喝彩。学术上的独立思考和孤独感常常共存。但是,相当多的创新工作都是想众人所未想,为众人所未为,都是在甘于寂寞的心态下进行的。”这就是一个执着追求真理的科学家的情怀。

  博大胸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大凡有成就的人多有一番难忘的经历,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也有成功喜悦的时候,那种生命历程中的苦和乐在记忆中永远磨灭不了。但王先生不是这样。一切在常人眼里看来的苦和乐在王先生那里都一一过滤了,化成了平平淡淡、平平常常的事情,正应了陶渊明的那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在整理“王先生大事记”的时候,他对自己曾经获得的“全国优秀教师”“桃李奖”等诸多荣誉都记不得确切的年份,甚至大致的年份也记不清楚,他脱口而出的是:“我一生无大事”。笔者无奈只得去查阅他的档案。对于困苦的事情王先生同样也没有太多的记忆。就连在“文革”后期他遭到批判、被隔离审查要求交代问题的事情也是笔者从他人口中得知的,而当时王先生的爱人所在的学校搬迁到外地,家庭同样面临着压力。王先生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看你怎么想,怎么对待。在王先生看来,逆境也可以成为机遇。王夔先生说:“身处不利的环境,只要精神不倒,坚忍不拔,你就会把不利的环境变成有利的环境。而且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学到的本领是不可多得的,往往是别人难以得到的。”

  王先生研究的问题大都是从临床医学中来的,从医学问题中抽出的化学问题,而且是在化学上也有意义、有深度的问题。在临床中总结出化学问题之后,还要去看医学书。一般科班出身的化学专业的大学生都没有这些本领,王先生却是在本来不利的条件下慢慢学会的。解放后有过多次教学改革,指导思想多变,但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基础联系临床”的原则不变。王先生放下原有的教学和科研,带着学生到附属医院参加医疗实践,在门诊和病房里“蹲点”学医,去大队“帮助”赤脚医生推行合作医疗。最长的一段时间是被派去西双版纳当了一年医疗队员。王先生本来是不懂医的,但是王先生有一句朴实的话“有机会就学”,他认真地向医生学习,跟他们一起看病人、查房,讨论怎麽诊断怎麽治病。慢慢地,王先生与医生有共同语言了,图书馆的医学书也能看得懂了。所以王先生的生物无机化学研究就能结合临床了。王先生说:“其实什么事只要有心,就不难,我虽然至今仍然算是‘医盲’,但是却能够听懂医生说的和书上讲的,能够起到化学家和医学家之间的桥梁作用。”

  王先生做事的理念是完美,什么事要做就做好。教学科研工作是如此,别的工作也是如此。作为老一代科学家,作为中国化学会科普委员会主任,王先生始终关注着我国中学的化学教育改革。他牢记邓小平同志讲过的一句话:“教育要从娃娃抓起。”1983年,他组织了“全国化学竞赛”,理论试题登在《中国青年报》上,以开卷形式答卷,并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实验竞赛题,全国参赛者不计其数,盛况空前。王先生至今仍评价说:“虽不象‘生命科学’、‘天体物理’那么激动人心,可的确是化学科普的一次成功尝试。”1985年,王夔教授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 “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从那时起,他便坚定了中国要组团参加和中国中学生要在国际赛场上较量的念头。从荷兰归来后他就在全国中学生化学夏令营中,从培训老师开始,组织实验、教授方法、发现苗子,开始了参赛正式运作。他苦心经营两、三年,制定了一套培训教学大纲,这个大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使化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相结合,是对优秀的中学生一个特殊的要求。1986年,中国中学生首次参赛,取得成功。从那年起,连续十几年,中国中学生代表团年年均是载誉而归,让世界化学界、教育界都对中国的中学生刮目相看。这种每年一次的国际大赛,不但使中国教师、学生们看到了什么是国际水准,增添了教改信心,同时更重要的是有所借鉴,对改进中学化学教学、提高化学基础教育水平做出了贡献。王先生非常注重中学生创造性才能的培养,他说:“我国的中学水平与外国的水平也许差不多,大学本科水平甚至超过外国。但是,我们的创造性、我们的科研成果总比不上一些先进的国家。为什麽,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创造性太差。一定要培养创造性的人才,不论你将来做什麽工作,一定要有创造性。”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为组织选拔培训大赛,王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做这项工作是没有报酬的,是义务的,但又是要占用宝贵时间、牺牲某些科研效率的。王先生对此无怨无悔。“我们的祖辈就说需要科学,现在我还要说,希望你们长大后再跟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再说,我们需要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家。”这是王先生作为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在1994年全国化学竞赛暨冬令营开营式上的一段讲话,饱含了对祖国的深情、对科学的挚爱和对年轻人的关怀。

  王先生也有不做的时候,就是做不好的事情就不做。比如他曾当过系主任,当过药学院院长,还当过四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主任,王先生认为自己不是这块料,就不干了。其实王先生太谦虚了。事实上,他非常认真地对待管理工作,而且投入了很大精力。学生也称他为“帅才”。1984—1988年他担任药学院院长期间,在国内率先成立了基础化学实验中心,以协调四大化学的教学和实验,加强实验的整合和改革,在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基本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夯实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技术。1987年,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成立了天然药物与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当时全国成立的十个重点实验室中医药卫生院校和科研院所唯一的一个重点实验室。

  王先生有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那就是看重用人问题,小到一个教研室,大到一个国家,凡事情没办好,大都是用人不当造成的。王先生用人主要看两个方面:第一要看他的公心,有几成心放在教研室,几成心是为了大家;第二是看他能否团结人。包括团结学科同行和教研室的人。至于业务,倒要放在第三位。业务稍微差点,只要认真,总会有长进。

  王先生博览群书,熟读《论语》《孟子》,有着很深的国学底蕴。他做任何事情,都善于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王先生认为,不要老想着让别人知道自己,自己有名该多好,这样会影响人的进步。王先生常讲一句话:“不要总想别人有的东西我怎么没有,要常想我有的东西别人怎么没有。”这也就是王先生讲的“泛爱众,而亲仁”,凡有学生请教,不管是谁的学生,王先生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予以指点,包括同行,在业务上能帮的他就帮,药学院许善锦教授说:“有些不太明白的东西,经他一指点,马上茅塞顿开。”凡是别人有求于王先生的事,他都尽力很快办到。口腔医院博士李斌斌有一篇文章想请王先生修改,但又觉得王先生工作忙,可能不会答应。让李斌斌没想到的是,王先生欣然答应了下来,并且很快就给了答复,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王先生为人谦和,朴实,律己甚严,在学校和学术界有着很好的声誉。他担任药学院院长时,工作人员几次想给他换办公桌,王先生硬是不让,直到后来药学院大楼装修,才统一换了桌子。王先生多年来和教研室的同志们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办公,直到2003年预防药学实验室建成,王先生才拥有了一间小的办公室。

  王先生一方面抱着欣赏的眼光去从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王先生做科研从来都是承担面上的小项目,他不愿意承担大项目,不愿被任务逼着走。王先生想的是:我就用这几个人、这点经费,做出较大的成绩不是更好吗?他做事小心谨慎,曾提出做人的“十戒”,讲“戒有所得”,比如对突然来的东西象名和利,要心怀戒心,提高警惕。王先生从来不为自己争取什麽,也从来不给自己太大压力,这样王先生也就没有什麽特别的苦处和难处。这就是王先生的哲学。

  王先生对生命过程中的基本化学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抽象和具体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达到了一种至真至美的境界。在《我的科学思维观》中王先生这样写道:“我曾经这样描述我在研究生命过程中的基本化学问题时所经过的三个认识阶段:‘当我无知时,看人即人,看树即树;深究时,人不是人,树也不是树;待到全面认识后,原来人还是人,树还是树。’”在千年来临之际,王先生引用了赵翼的一首诗来抒写自己对学科发展的憧憬:“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学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集科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富有思想、热爱艺术的王夔先生,有着一颗永远青春地跳跃着的心,他那探幽洞微的深邃眼神,深藏若虚的学者气质,还有那传得很远的纯净的声音,让我心中升腾一种平凡的感动。王先生是一处风景,“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他做学问的景致,“平淡归真处,风景独好”是他做人的景致。以一颗被感动和净化了的心,我书写下平实淡泊的文字,算作我对王先生的理解吧。也许,有些文字于王先生显得多余了,王夔先生本身就是一本绝好绝美的书,我相信每一个读过他的人都想重读,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王夔先生的“平淡”大道中传递出的思想是活的思想,哲学是活的哲学,科学是生机勃勃的科学。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12月14日,作者梁峰霞,原标题为“首届蔡元培奖之五:大道至简 平淡为归——记北大药学院王夔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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