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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追忆于敏院士:他永远是那个临门一脚的人

 

时间:201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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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单位不习惯称呼头衔和职务,而是以“老、小”相称。50多年来,我们一直称呼他“老于”。我感到,这不仅是一种称呼,也是一种温度,是这个集体的一种凝聚力吧。

1998年4月,杜祥琬和于敏(左)在“863”计划激光专家组会议上讨论问题。杜祥琬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高雅丽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的一首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如果不是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如果不是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多数国人不会把于敏这个名字和中国氢弹研制联系起来。

作为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于敏28年隐姓埋名,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根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消息,1月22日上午10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向于敏遗体送别。

略去一个力学方程让研究柳暗花明

1967年6月17日8时,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一声惊天“雷鸣”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两年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这巨大的成功背后,“轻核理论组”功不可没。

核武器是国之重器,当时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指的就是氢弹。

1961 年1 月,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于敏谈话。钱三强告诉他,我国在突破原子弹之后,将要开展氢弹研究,氢弹虽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等必定比原子弹复杂得多,“现在调你参加,增强力量”。

时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转行”,担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开展氢弹理论预先研究。于敏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这次变化,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30年中,我一直深入实际,昼夜思虑,全力以赴。”

从1961 年到1964 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庥一起,做了关于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从复杂的计算中找出其中的物理内容,使认识有所前进。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至今都记得与于敏一起合作的点点滴滴。“研究氢弹机制的时候存在一个链式反应,如果把它编成计算机程序计算,工作量极大,而且当时的计算机条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敏想了个办法,他建议完全略去介质的运动,而首先构造一个静态无限大的中子增殖模型,专门计算中子的增殖速度,同时也就给出了升温速度。”何祚庥对《中国科学报》说。

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节省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对于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庥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识别一个可疑数据揭示硬件错误

“除了核聚变的概念以外,当时我们最有经验的物理学家也不知道氢弹的原理和结构,所以首要任务是弄清楚氢弹的原理。在二机部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学术民主。无论年长年轻的,无论职位高低,大家在一个大教室里,谁有想法就上台说。”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忆说。

在那个时候,于敏担任理论部副主任。为了突破氢弹原理,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部主任分别带领一支研究队伍从不同途径进行探索。

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活跃学术思想,理论部经常举办等离子体物理、二维计算方法等各种问题研讨班,组织专题学术报告会。那时,大家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几乎每周都要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被戏称为“鸣放会”。在会上,无论是已经成名的科学家,还是年轻科研人员,人人都有发言权。

有一次,于敏和周光召分别带领攻关小组进行交流研讨,吸引了众多同志。整个会议室座无虚席,墙边也挤满了人,许多人不得不站到了门外。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双方对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不时激发出新的思路火花。

杜祥琬说:“在讨论中,氢弹最后被归纳了4种构型。但是哪一种能够做成?这个要到计算机上做数值模拟。1965年的下半年,由于北京的计算机不够用,于敏就带队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去算题。”

在杜祥琬的记忆中,计算机是把每个时刻的计算结果打印在一张纸带上,于敏和几位搞物理的同事,盯着纸带上打印出来的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突然,于敏指着一个物理量说:“不对,这个物理量错了!”。

于是,大家开始查找错误的根源,最后发现执行这个物理量计算的晶体管坏了。“于敏由物理量的概念,能找出计算机一个硬件的错误,着实令人佩服!”杜祥琬说。

在这3个多月里,于敏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带领科研队伍实现了氢弹原理的伟大突破——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曾这样评价他:“于敏组织领导的小组率先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物理方案。于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个“和衣而卧”的场景成就伟大事业

“我们这个单位不习惯称呼头衔和职务,而是以‘老、小’相称。50多年来,我们一直称呼他‘老于’。我感到,这不仅是一种称呼,也是一种温度,是这个集体的一种凝聚力吧。”杜祥琬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这种凝聚力的感召下,“老于”凭着满腔忠诚的热血,践行了一位科学家对国家的忠诚。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后,他领导和组织科研队伍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突破,把我国核武器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在上世纪70年代随于敏加入实验工作队,在他的记忆中,于敏十分注重实验设计和装置细节。为了更好地观察实验情况,他坚持在现场作分析,甚至彻夜守在实验场地,累了就披上一件皮大衣,倒卧在地板上。

这是于敏留给他的战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恰恰是这“和衣而卧”的熟悉场景,绘就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壮丽蓝图。

“那时候,老于健康状况很差。每天吃得很少,从车间到宿舍,经常是步行来回,走着走着,就想要呕吐。就这样,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实事求是,加强分析,尊重实践,终于澄清了技术问题,最后顺利完成了核试验的考核。”胡思得说。

于敏家的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于敏严于律己、淡泊名利,对国家、民族的事业总是满怀热忱,有极高的责任感,他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对周围的科研队伍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在于敏老师指导下学习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于敏老师对人对事使用激烈言辞,从来没有听到于敏老师高声表达他的学术观点。”于敏的学生蓝可说。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于敏曾一句句教孙儿《满江红》这首词。回顾他的一生,于敏的身上有诸多标签,但在同事和学生心中,他永远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老于”。

《中国科学报》 (2019-01-22 第3版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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