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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平津很快沦陷，中国北方的三所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教育部的指令下先迁到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又于1938年春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物理系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物理系组成，师资力量雄厚，在多个分支学科都有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一门课可以由多位教授讲，而一位教授也可以开讲多门课程，因而研究生课程内容十分精彩、丰富。

　　1941年秋，黄昆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先生（研究固体内耗的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199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介绍，被西南联大物理系聘为助教。黄昆到了昆明，见到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系主任饶毓泰先生。饶先生第一次接见黄昆时，就直截了当地说：“这里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这儿就是钻研学问做研究。”事实也的确如此。黄昆的教学任务只是每周带一次普通物理实验。据吴大猷说：“我接受了他（指黄昆），让他半做研究生，半做助教。这样他可以得到一些收入。”

　　黄昆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物理学知识的精华。他不但听物理系高年级以及研究生的许多课程，还选学了多门数学系课程，如群论、微分几何等等。黄昆在第一年里旁听了六门物理和数学的课，尽管课后不复习，大部分内容没有真正完全弄通，但仍感到得益不少，一是开阔了眼界，二是不同程度地学到几个领域的一些更深的知识，如分析化学、电磁理论、群论。他后来的体会是：“较广的知识只要概括地有些了解，遇到问题时就可能用得上，在用之中把它掌握起来。”

　　由于张守廉的缘故（国际著名电机工程专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张在燕京大学比黄昆低一届，1940年从燕京大学物理系转学到西南联大），黄昆很快地结识了和张守廉同班的杨振宁。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人学习思考风格迥异，但都是天赋极高、聪明绝顶的人。杨振宁比黄昆小三岁，经常穿着一身旧军装改成的衣服，整天背着一个大书包，黄昆叫他“小孩背着大包裹”。杨振宁全面发展，数学功底尤其深厚。张守廉有点怪，物理直觉非常好，人称“张怪”。

　　1942年夏天，他们都报考了西南联大的研究生。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人虽然导师不同，但所学课程是统一开设的，所选课程大多相同，在一起上课。西南联大的学风非常好，老师一般备课很认真，学生习题做得很多。联大期间给黄昆印象最深的是吴大猷先生的课。2000年3月4日，得知吴大猷先生去世的消息，60年前的听课情形又浮现在黄昆眼前：

　　“我到达西南联大后听的第一门课就是吴大猷先生讲的古典动力学。听课下来后，我感到十分激动，觉得对物理学理论之精湛有了新的理解，对进一步学习物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

　　抗战爆发以来，物价飞涨，远远超过名义工资增长幅度。昆明的物价是国民党统治区最高的。到了1943年的下半年，也即黄昆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的第二学年，实际生活水准下降了98%，在整个抗战时期，这是生活水准最低的时期，研究生补助金更是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于是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分享了一个在昆华中学的一个教员职位，需教三个班，每人教一个，学校提供一座新建筑角落里的一间住房给他们三个人合住。

　　昆华中学的宿舍距离西南联大差不多三公里。他们白天通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房间睡觉。当时大学校园内不供应喝开水，联大学生泡茶馆盛行，黄昆等三人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宿舍前，花一到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他们的课余时间主要就是在茶馆里度过。到了后来，他们泡茶馆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喝水，而是为了交流。黄昆从小酷爱争论，他们三个人走路，喝茶，都争论不休，讨论各门学科，尤其是物理与数学。由于他们三个人一段时间里几乎形影不离，又都是学习尖子，因而成为西南联大十分著名的“三剑客”。通过学术讨论和课外无数次的辩论，黄昆、杨振宁、张守廉等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人品与学问的了解。他们的感情变得非常密切，从此结成了长达60年的深厚友谊。

　　杨振宁在1989年一篇为祝贺黄昆七十大寿而撰写的题为《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的文章中写道：

　　那些辩论当中，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是完全不存在。

　　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堡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近年来，量子力学的测量问题又成为研究的热点。笔者曾问杨振宁和黄昆两位先生，在他们三人的争论中，谁持与玻尔相近的观点，谁又与爱因斯坦观点相近，两位先生都说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点蜡烛翻书的细节。杨先生答应等他们三人下一次聚会时，再一起好好地回忆当年的争论。但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三人自从1945年分手后，将近60年里，俩俩见面机会很多，三人聚会在一起，也只有在1992年6月祝贺周培源先生90大寿学术报告会时唯一的一次。

　　

　　（节选自《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黄昆》，作者为黄昆院士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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