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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61年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参加氢弹原理研究的。过去我一直从事基础研究，也深知自己性格适合集体性不那么强、比较自由的基础研究。1960年四季度钱三强先生已经组织黄祖洽、何祚庥带领一些年轻同志开始工作。一天，钱先生找我，希望我也参加。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三十年中，我一直深入实际，日夜思虑，全力以赴地进行氢弹原理的研究。“中华民族不欺侮旁人，也决不受旁人欺侮，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朴素的民族感情、爱国思想一直是我的精神动力。

　　我对这个领域完全陌生，抓什么课题？我一直以《矛盾论》的“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氢弹内因是以氚—中子循环为核心的热核反应动力学，循环在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条件下进行，辐射起重要作用。掌握内因创造外因必须研究这些领域的现象和规律。在原子能研究所，有40多个人先后参加，工作历时四年。我和何祚庥对科学研究观点、方法、思想一致，工作作风相辅相成，合作很好。我至今仍怀念当年热烈愉快、富有成效的工作气氛。我们的研究工作条件并不好，氢弹现象复杂，没有电子计算机辅助，工作很难进行。当时，我国只有一台每秒一万次的104电子计算机，我们每星期只有十几小时上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大家共同努力，解决了大量基础问题。实践表明，当时所抓方向是正确的，发现的现象和规律是可靠的，奠定了许多探索氢弹必不可少的基础。氢弹物理设计包括原理、材料和构形三个要素，它们是建立在核武器物理基础之上的。只有重视应用基础研究，才能根深叶茂、源远流长。钱三强先生受二机部党组委托，在突破原子弹过程中，组织了氢弹原理研究，确是富有远见之举。我们在研究基础的同时，也不断探索实现氢弹的途径，解决了其中某些基本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技术途径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实现了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65年1月，我和原子能所部分同志调到核武器研制基地——第九研究院，我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部从1963年开始氢弹研究。这是一个在部主任邓稼先领导下的学术民主、作风踏实、思想活跃的团结集体。我们对氢弹进行了多路探索，这些探索对我的思想颇有启发。在这里我学习并掌握了必要的原子弹知识。氢弹毕竟是复杂系统，探索过程中“山穷水尽疑无路”是常事。1965年9月下旬我奉派带领理论部十三室部分同志去上海，任务是利用华东计算机研究所501计算机对旧模型进行优化设计，力求达到高当量。和我一起去上海的大部分是年轻同志，他们不熟悉氢弹基本知识，我深感有责任结合工作，提高他们的水平。于是对几个典型计算结果做了系统分析，结合理论做了系列学术报告。这对我自己也是教学相长的机会。通过把基础理论与计算机实验相结合，丰富了对规律的认识，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明确了要充分进行热核反应，只有想办法利用原子弹。

　　原子弹难于控制，如何利用，需要解决高难度物理问题。这里我得益于过去在基础研究中积累的对复杂问题进行物理分解的研究经验。从原子弹起爆开始，氢弹动作过程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各个阶段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每一阶段由前一阶段提供条件，环环相扣。各阶段都显示出标志特征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是由相互矛盾着的物理因素决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于恰当地分解物理阶段，全面地分析起作用的诸种物理因素，掌握它们量的界限。这些因素有的起好的作用，有的起坏的作用。要想办法选用性能合适的材料，采取精巧构形，促进好因素，抑制坏因素。这就是核武器的原理、材料、构形三要素。基础是核武器物理。

　　我边对问题进行物理分解，边报告、讨论。理论部十三室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在孟昭利同志组织下，在继续深入研究既定任务的同时，立即开辟新的课题。首先试算了两个模型，得到十分满意的结果。继续进行系统工作，发现了一批重要物理现象和规律。在众多同志多年艰辛探索基础上，通过这段工作，终于形成一套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大家的兴奋心情，难以描述。

　　邓稼先同志闻讯赶赴上海。稼先既是杰出的科学领导，又是认真细致的实干家。在他的领导下，理论部反复讨论，集思广益，方案更为完善。不久我们去了青海基地。我做了关于新方案的学术报告。理论和实验同志讨论了技术和试验测试问题。领导做出了采用此新方案的决策。当时，我最担心的是几个技术问题。我很佩服九院实验同志，短短半年，他们便解决了这些技术难题。1966年12月28日我国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进行了威力为300万吨TNT当量空投试验。我国突破了氢弹。

　　（节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编.科学的道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