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洗:科学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生命
1919年5月,我在临海省立第六中学读书时,因参加“五四”运动受到校方打击而被迫离开了学校。以后,得到我母校回浦学校创办人陆翰文先生的鼓励和帮助,在1920年5月走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
在法国巴黎,我先后在六个工厂做工,同时在晚上补习法文,把节省下的钱买书。当时我对进化论方面的著作兴趣浓厚,对新拉马克主义者勒·唐得克的著作尤其着迷。五年之后,我靠做工积下的一点钱,终于考入了蒙伯利埃大学,向著名的生物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巴得荣教授学习生物学。巴得荣长期从事卵细胞生理研究,曾以涂过血的针刺卵球,引起人工单性生殖,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没有父亲”的青蛙而闻名于世。
我知道自己走进校门的不易,因此学习很勤奋,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地做细胞切片。加之我有点工笔画的基础,图也绘得精确细致。这一切可能引起了教授的注意。因而在一年半以后,我积蓄用完,无法继续读书时,巴得荣教授叫我一边在实验室做辅助工,一边继续学习。
在1925年后的八年中,我和巴得荣教授合作,共发表了论文14篇。1931年,我以论文《无尾类杂交的细胞学研究》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当时,教授很希望我留在法国,但这违背我勤工俭学的初衷。我对巴得荣教授诉说:我们的国家落后,她需要科学。我来法国,就是为了要把学习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祖国。
1932年11月,我回到祖国,先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到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在中法大学兼教。此时,日军已经侵入华北,策动汉奸进行“华北五省自治”,郊外日军借口演习,公然将坦克开进研究院所在地——三贝子花园内耀武扬威。我很难忍受这种屈辱。加上北平气候寒冷,我要用的实验材料蚕和蛙类不易找到,很想离开北平。这时院长李石曾建议我到上海去筹办一个生物研究所。
1936年初,我南下上海筹建起了生物研究所。尽管人手少,经费拮据,但我毕竟有了一个有作为的天地。“八一三”事变后,上海陷入敌手,研究所工作被迫停顿。我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了临海老家,自己寄居在老朋友家里。不久,我的挚友陆蠡被日军杀害,上海形势险恶,无法存身。一天早晨我扮作商人模样,匆匆离开上海。
我回到临海家乡后的几年中,给村子里办了合作医院,还把原先我回国后在家乡创办的小学扩建成一所琳山农校,想为缺少教育又缺乏医疗条件的农村做点有益的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四处奔波,想恢复研究所的工作,但困难重重。这时台湾大学来函,邀我去那里执教,我应聘前去。之后,往返上海至台北之间,一边任教,一边指导留在上海的助手工作。
1949年5月上旬,我从台北回到上海。不久,上海解放了,我应聘到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一边继续早年着手的卵球成熟、受精和人工单性生殖的研究,一边又选择了印度蓖麻蚕引种驯化和家鱼(青草鲢鳙)人工繁殖等应用课题。我从生物和环境的关系着手进行探索,先后解决了这两个与国民经济有关的课题。当时,我在安徽农村看到蓖麻蚕推广带来的巨大收益,和一整套家鱼人工催产和鱼苗孵化的技术方法建立起来之后,我由衷地感受到新中国给我们科学工作者带来了得以用武的天地。
人工单性生殖的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从1951年到1958年的8年中,我做过几十次实验,用涂血针刺了数以万计的蟾蜍卵球,终于在1961年春季,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著名导演蔡楚生为它拍了一部科教片,我和我的助手分任角色。这部片子颇受群众喜爱,还得到了“百花奖”。我曾假设,卵球具有整套发育成为个体的物质基础,只要给卵球以一定的刺激,可以代替精子的作用,使卵球发育成为有母无父的新品种。“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的产生,证明了人工单性生殖的子裔,照常能繁育后代。在癞蛤蟆这种小动物身上的实验成功,今后可能对于具有经济价值的动物有参考价值。
几十年中,我所做的无论是属于基础理论方法的探索,或是应用研究的课题,都和生物界的“开发育之门”有关。卵球成熟、受精的研究是我毕生要探索的主题。从蚕、蟾蜍、鱼类卵球的实验中,得出卵球的成熟大致可分为不够成熟、适当成熟和过分成熟三个时期和两个过渡阶段。不够成熟和过分成熟的卵球常常接受多数精子,只有激动的反应,没有充分的修正能力,不能发育;而在两个过渡阶段中受精,又会出现畸形怪胎;唯有适当成熟的卵球受精后,才能正常发育。我认为这是人工受精和进行人工单性生殖的适当时刻。
1961年冬天,可能是这些年的过度劳累,我得了不治之症。生和死,对于一个生物科学工作者来说,应当看作是极为平常的事。在病榻上,我知道自己时间已经不多,赶着把《红旗》杂志的约稿:《关于臭椿—蓖麻—蓖麻蚕—寄生蜂的连串发展和综合利用的刍议》的文章写出来,我多么希望农村能综合利用蓖麻蚕的资源。我设想,在一个以种植水稻、棉花和甘蔗为主的经济区划内,在房前屋后种上臭椿、河边路旁种植蓖麻,用这两种植物的叶子来喂养蓖麻蚕,从中得到收益;再用一部分蓖麻蚕卵来饲养赤眼寄生蜂去消灭棉花的红铃虫和水稻、甘蔗的螟虫。
“科学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生命。”我愿把一生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
(节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