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院士口述故事是通过院士口述、组织访谈、史料编纂等方式,以挖掘整理广大院士在科研生涯中亲身经历的中国科技界的重要事件、所承担的重大创新成果以及为国家科技事业作出的贡献为重点,以“小故事”的呈现方式,通过多媒体相结合的传播形式,面向公众传播,弘扬科学精神,展示科学家风范,扩大中国科学院和学部的社会影响。

朱洗:科学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生命


时间:2019-01-16作者:朱洗

  1919年5月,我在临海省立第六中学读书时,因参加“五四”运动受到校方打击而被迫离开了学校。以后,得到我母校回浦学校创办人陆翰文先生的鼓励和帮助,在1920年5月走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

  在法国巴黎,我先后在六个工厂做工,同时在晚上补习法文,把节省下的钱买书。当时我对进化论方面的著作兴趣浓厚,对新拉马克主义者勒·唐得克的著作尤其着迷。五年之后,我靠做工积下的一点钱,终于考入了蒙伯利埃大学,向著名的生物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巴得荣教授学习生物学。巴得荣长期从事卵细胞生理研究,曾以涂过血的针刺卵球,引起人工单性生殖,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没有父亲”的青蛙而闻名于世。

  我知道自己走进校门的不易,因此学习很勤奋,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地做细胞切片。加之我有点工笔画的基础,图也绘得精确细致。这一切可能引起了教授的注意。因而在一年半以后,我积蓄用完,无法继续读书时,巴得荣教授叫我一边在实验室做辅助工,一边继续学习。

  在1925年后的八年中,我和巴得荣教授合作,共发表了论文14篇。1931年,我以论文《无尾类杂交的细胞学研究》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当时,教授很希望我留在法国,但这违背我勤工俭学的初衷。我对巴得荣教授诉说:我们的国家落后,她需要科学。我来法国,就是为了要把学习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祖国。

  1932年11月,我回到祖国,先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到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在中法大学兼教。此时,日军已经侵入华北,策动汉奸进行“华北五省自治”,郊外日军借口演习,公然将坦克开进研究院所在地——三贝子花园内耀武扬威。我很难忍受这种屈辱。加上北平气候寒冷,我要用的实验材料蚕和蛙类不易找到,很想离开北平。这时院长李石曾建议我到上海去筹办一个生物研究所。

  1936年初,我南下上海筹建起了生物研究所。尽管人手少,经费拮据,但我毕竟有了一个有作为的天地。“八一三”事变后,上海陷入敌手,研究所工作被迫停顿。我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了临海老家,自己寄居在老朋友家里。不久,我的挚友陆蠡被日军杀害,上海形势险恶,无法存身。一天早晨我扮作商人模样,匆匆离开上海。

  我回到临海家乡后的几年中,给村子里办了合作医院,还把原先我回国后在家乡创办的小学扩建成一所琳山农校,想为缺少教育又缺乏医疗条件的农村做点有益的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四处奔波,想恢复研究所的工作,但困难重重。这时台湾大学来函,邀我去那里执教,我应聘前去。之后,往返上海至台北之间,一边任教,一边指导留在上海的助手工作。

  1949年5月上旬,我从台北回到上海。不久,上海解放了,我应聘到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一边继续早年着手的卵球成熟、受精和人工单性生殖的研究,一边又选择了印度蓖麻蚕引种驯化和家鱼(青草鲢鳙)人工繁殖等应用课题。我从生物和环境的关系着手进行探索,先后解决了这两个与国民经济有关的课题。当时,我在安徽农村看到蓖麻蚕推广带来的巨大收益,和一整套家鱼人工催产和鱼苗孵化的技术方法建立起来之后,我由衷地感受到新中国给我们科学工作者带来了得以用武的天地。

  人工单性生殖的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从1951年到1958年的8年中,我做过几十次实验,用涂血针刺了数以万计的蟾蜍卵球,终于在1961年春季,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著名导演蔡楚生为它拍了一部科教片,我和我的助手分任角色。这部片子颇受群众喜爱,还得到了“百花奖”。我曾假设,卵球具有整套发育成为个体的物质基础,只要给卵球以一定的刺激,可以代替精子的作用,使卵球发育成为有母无父的新品种。“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的产生,证明了人工单性生殖的子裔,照常能繁育后代。在癞蛤蟆这种小动物身上的实验成功,今后可能对于具有经济价值的动物有参考价值。

  几十年中,我所做的无论是属于基础理论方法的探索,或是应用研究的课题,都和生物界的“开发育之门”有关。卵球成熟、受精的研究是我毕生要探索的主题。从蚕、蟾蜍、鱼类卵球的实验中,得出卵球的成熟大致可分为不够成熟、适当成熟和过分成熟三个时期和两个过渡阶段。不够成熟和过分成熟的卵球常常接受多数精子,只有激动的反应,没有充分的修正能力,不能发育;而在两个过渡阶段中受精,又会出现畸形怪胎;唯有适当成熟的卵球受精后,才能正常发育。我认为这是人工受精和进行人工单性生殖的适当时刻。

  1961年冬天,可能是这些年的过度劳累,我得了不治之症。生和死,对于一个生物科学工作者来说,应当看作是极为平常的事。在病榻上,我知道自己时间已经不多,赶着把《红旗》杂志的约稿:《关于臭椿—蓖麻—蓖麻蚕—寄生蜂的连串发展和综合利用的刍议》的文章写出来,我多么希望农村能综合利用蓖麻蚕的资源。我设想,在一个以种植水稻、棉花和甘蔗为主的经济区划内,在房前屋后种上臭椿、河边路旁种植蓖麻,用这两种植物的叶子来喂养蓖麻蚕,从中得到收益;再用一部分蓖麻蚕卵来饲养赤眼寄生蜂去消灭棉花的红铃虫和水稻、甘蔗的螟虫。

  “科学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生命。”我愿把一生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

  (节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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