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家、历史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借用诸家诗词来表达他治学的三种境界。其中第三句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对自然科学家们追求真理或创新而言，也是至理名言。首先是“众里”，一是面对前人的已有成果即文献，也许洋洋大观，甚至汗牛充栋，需要全面或详或略的大体了解，尤其对众说纷纭的问题，得摸清各种说法的来龙去脉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问题的症结所在；其次，对搞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人而言，这个“众里”，就是多作野外地质考察、采集尽可能多的化石标本。总之，就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这是任何科研创新的前提。说到“寻”，即寻求某个问题的解决、概念的创新乃至大的发现或发明，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坚忍不拔的刻苦努力，千百度地寻寻觅觅，才会有“却在灯火阑珊处”那豁然开朗的成功喜悦。当然，“寻”，还有个思想方法的指导问题。依我的体会，懂点哲学，对搞科研是大有好处的，可以少走弯路。自然界的现象如同万花筒，但要找出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事物的本质，却非常不容易，要尽可能避免形而上学、简单化甚至歪曲的三段论，学会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综合分析的辩证思维，特别是抓主要矛盾的方法。作为一个年届耄耋的地层古植物学家，我在这个领域里耕耘六十余年了，事业上略有小成，除了自己的主观努力以外，主要还是得益于新中国的成立，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创造了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以及许多同行，包括老师前辈的教诲鼓励和朋友学生的大力帮助。前面解题的一段话，也是我的经验之谈。下面我举几个例子，略加阐述，我是如何求索的。

　　《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一书，涉及中外文献、专著约500种，从泥盆系至二叠系的每个地层单元，几乎都是众说纷纭，包括这些地层的命名沿革、定义、分布范围、上下接触关系、化石内涵、时代归属、对比关系等等，我都一一加以考证，与我长期野外地质调查相结合，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综合分析，既尊重先人的劳动成果，又不迷信权威甚至自己的老师，从而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例如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地层单元五通组(曾误称“乌桐组”“梧桐组”)，仅时代问题，意见分歧就很大。当时古植物学家定其时代为早石炭世，而鱼类化石专家根据更古老的胴甲鱼类的发现，认为属中泥盆世晚期-晚泥盆世早期，二者相差两千多万年。我根据对植物群的综合分析，并查阅有关鱼类化石文献，特别是注意到近代非洲东海岸深海还发现了数量极少的茅尾鱼(空棘鱼类残存的一种，被称之为主要生存于泥盆纪总鳍类的“活化石”)的事实，从而推论其时代为晚泥盆世，这个结论至今基本上还是正确的。

　　关于华夏植物群及其相关地层的时代和对比问题。由于欧洲是古植物学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科学史，也出过不少的古植物学大家，部分受“欧洲即世界”的影响，反映到古植物学的研究上，就很容易把在欧洲一隅所得的归纳性结论推广到其他国家，这种片面性即使在某些优秀的古植物学家的著作中也在所难免，并且影响到我国的学者。例如著名的瑞典古植物学家赫勒，他所著的《山西中部古生代植物》(1927)，至今仍不失为一部经典，但由于上述原因，以及认识有一个过程，他对相关植物群的解释和地层时代的确定，就不无缺点甚至错误。如山西组、上石盒子组或龙潭组、“石千峰组”的时代、对比问题，对华夏植物群与前苏联的安加拉植物群的关系问题等，他的结论就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我在《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涉及中外文献、专著近300种)一书中，系统研究了丰富的植物化石材料，不但大大充实了赫勒早年奠定基础的太原组、山西组植物群组合内容，并根据当时已发表的大量资料，较全面地总结了全国石炭纪-二叠纪植物组合的特点、演替概况以及其中某些代表属种的消长关系，对我国此期陆相或海陆交互相地层的划分、对比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结合相关地层、古生物(包括古动物)、古地理、古气候、沉积学等领域研究的新进展，我对前述赫勒教授等人的观点，本来早就有怀疑，逐一进行多方位的分析、深入的讨论，从而得出了与之不同的新结论，40年过去了，我的那些观点，虽然很难说是完全正确，但大多基本上站稳了脚跟。

　　我在治学方法上，除扎实的基础知识(包括专业、文字即中外文)、工作上的基本功外，很重视野外地质调查与室内的缜密研究相结合，在知识积累方面，很注意“博”“约”(专、精)兼顾。我始终坚守以古、中生代植物和相关地层为主的专业园地，同时又密切注视着有关知识的潮流走向，诸如大地构造、板块学说、古地理、动物化石、煤田地质、沉积学和新近兴起的各种生物演化学说，我都略加涉猎。创新源于积累，否则，要想在科研上有所创新突破，是不可能的。

　　（节选自郭传杰主编.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案例（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