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的一生是与祖国的生物科学研究事业和生物学教育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就自己在这两个方面的经历做一简略的叙述，同时也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

　　1928年我中学毕业，原拟攻读工科，走“工业救国”之路，但因家境清寒，改考北京师范大学预科。预科两年，我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对生物学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因而在预科结业后，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此外，我还选修了化学系、英文系的一些课程，这为以后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4年我留系任助教，负责生理学、比较解剖学的实验课。由于我认真负责地工作，博得系内师生的好评。1937年夏，生物系主任郭毓彬教授推荐我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深造。在协和期间，我又进一步学习了生理学、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组织学、人体解剖学等课程。我还在著名生理学家张锡钧、林可胜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迷走神经与垂体后叶反射的研究。

　　“七·七事变”后，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合组为西北联合大学，迁往西安。1938年日寇轰炸西安，西北联大又迁到川陕交界的城固一带。由于三校负责人不能合作，不久西北联大又分开了。平大的文、理、法商三学院合并为西北大学，北京师大改为西北师范学院，郭毓彬教授任生物系主任。当时师资很缺，设备条件极差，从事教学和开展科学研究都非常困难。我到校后，不畏生活艰苦，不怕工作困难，一心投入教学中。先后担任过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学、解剖学和组织学，体育系的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以及家政系的生理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由我从重庆带来的生理仪器这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北京师范大学复校，我随校迁回北京。

　　1947年春，经师友们的联系推荐，我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临床科学系进修，在著名的消化生理学家艾威（Ivy）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由于基础扎实，又有实践经验，在短短的10个月内就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在格罗斯曼（M . I . Grossman）教授的指导下，由自己设计，反复试验，制成了一台可供细胞学和组织化学使用的简便的“冰冻真空干燥器”。有关这项研究的文章发表于1949年“美国实验和临床治疗医学杂志”上。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7月，我辞别了艾威老师和朋友们，怀着一颖激动的心，登上远洋轮船，乘风破浪，驶向刚刚获得了解放的租国，于8月初回到了离别两年的北京。

　　1949年暑期我回国后，仍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讲授生理学、组织学等课程。在教学中，我力求做到循循善诱，不断更新，故而博得同学们的好评。1949-1950年间，我还时常邀请生物界的著名人士来本系作专题报告，活跃学术空气。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我被任命为师大生物系主任。我虽然忙于教学和科学研究，但考虑到工作的需要，就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重任。在此期间，我主要进行了以组织化学方法研究胃、胰细胞的机能定位科研工作，还研究了小白鼠胰腺分泌周期内酶元颗粒RNA和脂肪酶的细胞化学变化及其与三种主要消化酶活性的关系。我还着重研究了胰抗脂肪肝的作用，经过几年的探索研究，否定了国外一些学者主张胰岛A细胞有抗脂肪肝因素的看法。我们认为胰抗脂肪肝因素的存在及其产生部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项工作我曾于1956年7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十届国际生理学会上作过报告。

　　十年动乱期间，由于环境所迫，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心离开师大，请求调到新建的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工作。

　　调到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后，我担任了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主任后兼副所长。从物色工作人员、定购仪器到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课题，我都一一过问，亲自操办，使该室很快就建立并充实起来。1974年起，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环核苷酸（cAMP）的研究上。我曾系统地收集、积累这方面的文献资料，经常考虑如何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一个实验是：癌细胞在有cAMP存在的情况下能逆转成为正常细胞的部分表型，说明癌细胞通过调控作用可逆转为正常细胞，这就为研究癌症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我和细胞生物研究室的研究工作者们开始从事有关中草药治疗与肿瘤细胞内环核苷酸含量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那几年，我曾在有关环核普酸与细胞的调控作用方面写过、译过一些文章，并在国内许多学术会议上作过报告，对开展cAMP对癌细胞的抑制作用的研究起了倡导和促进作用。

　　1980年由于工作需要，我又被调回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任系主任。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深地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我认为要办好一所大学、一个系，不仅要有坚强的领导，还需要有一批好的教师；不仅要开好基础课，还要开好一系列选修课。这样，研究生的课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常为一些课程的教学质量低而感到焦虑。我反复说过：“办学校一切要为同学着想，同学一辈子就听一次这门课，讲不好课会影响人家一生”。

　　回顾我的一生，我感到自己也是幸运的，虽然历经坎坷，贡献无多，但我的命运始终和祖国的科学事业紧密地连在一起；我的生命，我的全部热情，我的喜、怒、哀、乐，也就都寓于这一事业之中了。

　　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教学工作中，我始终孜孜以求，未敢有丝毫的懈怠。我观察到一些新现象，进行过一些探索，但还未做到精深的研究。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全身心的投入，才可能在科学的海滩上拾取几片美丽的珠贝，为人类做出一点有益的事情。唐代诗人刘禹锡说得好：“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确实如此，科学事业需要一个科学工作者作出毕生的奉献。

　　(节选自http://www.caps-china.org/ 中国生理学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