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9年春，当丁瓒同志和我等人随郭老(按:指郭沫若)一起去参加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时，丁瓒就向我透露了中央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统一的科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科学机构的意图，并说内定由郭老负责。  

　　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时，我作为民主青联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此期间，中央已决定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建科学院。协助他工作的是恽子强和丁瓒。因为丁瓒来自南方，对北方的情况不大熟悉，我又是北平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所以也被邀参加筹建工作。大约在1949年9月，丁瓒和我共同写了一份《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的文件。当时讲明由丁瓒写院部机构，我写各研究所的部分。写后经恽子强看过送给陆定一。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1949年1月我被任命为研究计划局副局长，局长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任。当时办的一件事是聘任专门委员，情况大概是这样：那时对国外的情况了解很少，苏联科学院的情况也不太清楚。中国科学院是继承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等机构，经调整改组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有院士会议、评议会，北平研究院有学术会议，而科学院是全国的最高科学机构，又有研究实体，总得想个办法，组织院内外的科学家，特别是请不在院内的人参加意见，一起商量事情，这带有科学方面统一战线的意思。 

　　专门委员是包括院外、院内的，物理学方面的院外专门委员如周培源、叶企孙等都是知名的科学家，张宗隧在专业方面也很不错，院内的就是吴有训、严济慈和我们一些人，其它方面院内的如伍献文、庄长恭、吴学周等都是。庄长恭在化学界比较突出，在调整成立新机构时就把他安排担任规模较大的有机化学所所长，吴学周担任物理化学所所长。郭老在报告专门委员数字时只统计院外委员的数字，当时这样做可能有着重强调吸收和团结院外科学家参与科学院工作的意思，估计这也是中央宣传部授意的。当时科学院行政上隶属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宣传部的陆定一和胡乔木在管，重要的事都是由中宣部向中央汇报同意后就定了。搞院士当时认为不成熟，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比如陈寅恪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对马列主义有多少了解就难说了，我们的陶孟和副院长在当时情况也有点类似，但他们担任专门委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开始时是要成立专门委员会，后来只聘专门委员，没有成立委员会，这个情况就记不清了。 

　　另一件重要的事是调整和改组研究机构。把数理社会科学集中在北京，生物、化学等在上海，天文、地学在南京，技术科学在东北，为了加强东北的基础科学研究部分，把在上海的物理化学研究所迁到长春。现在看来是个“大胆”的行动，要是现在可能就不敢这么做了。当时我们跟竺副院长相处很好，我们想了什么意见和办法，向他汇报，一般他都是同意的。  

　　（节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刊. 1992,(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