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治学、修身，永远值得我去学习。 

　　我先谈谈彭桓武先生：曾经有人问他当年为什么回国。大家知道彭先生在回国之前已经是爱尔兰科学院的院士，彭先生回答是“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我们现在知道他回国就是为了中华物理生根。 

　　彭先生曾讲过一个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从高炉里铸出的钢锭是裂的。彭先生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通过这个理论模型推出一种工艺方案，使钢锭不裂。后来，现场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采取的办法和他的是一致的，也表明这个模型是成立的。彭先生说他的这个模型后来也用在原子弹研究中。 

　　彭先生是理论物理学家，他急国家之所急，发挥自己专业特长，为国家需求服务，同时又发展了理论。 

　　彭先生说过“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就是“几代师生耕造”，来实现中华物理生根。 

　　在我们读书期间最多的是讨论“红专”问题，现在有的年轻人问我什么叫“红专”，“红”就是思想好，“专”就是业务水平高。当时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是很清楚。 

　　钱三强先生在一次报告中讲，他自己是先“专”后“红”，他说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先参加革命，后来做了某一方面的专家，所以他的同学是先“红”后“专”。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大科学家，我们都觉得高不可攀。 

　　后来陈毅元帅有一个讲话，他说一个飞行员飞行水平特别高，飞机开上去跑了，这不行。另外一个飞行员，他的思想特别好，水平差，上去被人打下来，这也不行。必须要能把飞机开上去，把敌机打下来，这就是“又红又专”，我们觉得这种说法是大家可以努力去争取做到的。 

　　“红”不在于参加了多少政治活动，而在于内心深处的信念。“专”要全身心地投入，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努力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在读书和工作中，我聆听过很多有名老前辈的授课和报告。 

　　我有幸参加了聂荣臻元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听到了老院长周光召的发言，非常令人感动。 

　　他说，第一，他的社会关系一塌糊涂，但是组织上还是信任他，让他去搞原子弹。第二，在第一次见到聂荣臻元帅的时候，聂荣臻元帅问他，哮喘的毛病怎么样了，这让他非常感动。他当时还不到30岁，一位元帅这么关心他，组织上对他信任，就更要全身心地投入，把工作做好。 

　　大家知道周光召院长参加原子弹的工作之前在粒子物理方面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国际上的同行都奇怪这么好的文章，这个人怎么不见了，没有文章出来了。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为了国家的需求他调去搞原子弹了。 

　　下面我谈谈在物理所工作多年的洪朝生先生。 

　　就是他带领团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氢液化器，中国第一台氦液化器。这些技术也转移到了其他部门，如航天等。有了低温条件才有后来的超导研究和其他方面研究。包括现在我们进行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以及一部分量子计算方面的研究。 

　　实际上，洪先生回国之前在半导体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与另外一位合作者第一次提出半导体杂质导电的概念，这个工作是半导体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后来安德森解决局域化问题研究的第一个实验结果。 

　　回国前，钱三强先生通知他先搞低温。另外给了他10万块钱买一些设备。洪先生服从国家的安排，义无反顾地把低温条件建立起来。上世纪90年代他在低温中心（现在理化所前身）建立了一个低温物理实验室。 

　　杨振宁先生曾问我：物理所有没有搞极低温和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洪先生同样想到这个问题。他对国家科学发展上未来需求的敏锐判断是很有前瞻性的。他虽然受了一些委屈，但初衷不改，为国家奠定了低温物理与技术的基础。 

　　冷板凳并不总是冷的，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在研究过程中，越做也越有兴趣。兴趣很重要，你有瘾了，会非常愿意做它。 

　　另外，就是坚持做某一事情有一个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认识上的升华。这个升华可以意会不能言传。有这种认识以后，你突然对你从事的工作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往往说不清楚，有时你作这个决定，最后这个决定就是对的。 

　　以前的例子不说了。最近的例子，我们团队做出了五个1结构的铁硒基超导薄膜，临界参数都很高，也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物理工作。这个新超导体是中国科技大学陈仙辉院士发明的。我们是用水热法做出薄膜，到目前为止，还是第一家，也是国际上唯一的一家。 

　　但如果你问当初是怎么想出来用这种方法的，还真说不太清楚。可能是上面说的长期积累之后产生的直觉吧。 

　　特别要指出，这40年大环境是安定的，非常重要。尽管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你还有别的选择，还可以翻身，打破瓶瓶罐罐重新来，仍然可以坚持。 

　　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老红军的精神和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精神感召下成长的。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我拿什么奖，我在大学也没有想到自己最后当一个科学家。 

　　中国科技发展是举世瞩目的。我自己觉得作为我这一代人，最安慰的是“我奉献了”。 

　　（文章根据中国科学院“讲爱国奉献，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时赵忠贤院士的报告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