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思念裴文中院士
裴文中院士 (1904~1982) 是我国地质界前辈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就是因为他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 因为他的一生是那样富有神奇的魅力。他从一个普通地质系学生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一位卓越的第四纪地质学、古脊椎动物学和史前考古学几个方面的一代大师。他的事迹无形中成为鼓舞青年学子学习向上的动力。我们这一代人是如此, 相信今后会有更多代人也如此。
20世纪30年代初, 当我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 从人们的谈话中听到关于“北京人”的消息。只知道一个叫裴文中的找到了世界上稀有的宝贝。好多人说中国的宝贝都叫“南蛮子憋宝”给憋走了。这次可叫中国人找到了。在那个屈辱的年代里, 人们一听到有点什么长中国人志气的事, 大家就听得高兴, 说得也高兴。所以裴文中找到“北京人”的事迹当时流传很广。
30年代末, 我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读书。在地质野外实习闲暇的时候, 同学们最爱听老师们讲中、外地质学家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故事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点地质知识, 人们认为“北京人”是人类最早的祖先。裴文中先生当时如何在周口店坚持到除夕, 以苦干到底的精神终于最后找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 连夜用棉被包着送回到北京的传奇般的故事, 使我们这些地质系的学生觉得地质学最伟大了。因为我们的发现会改变全人类的认识。地质学引导人类不断重新认识自然。在那烽火连天、敌机狂轰滥炸的抗日年代中, 学生们还能想到一些遥远的事情, 可能这就是人们常问的为什么抗战8年, 西南联大会出现那么多人才的缘故之一吧。
1946年, 我进入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随杨钟健先生学习古脊椎动物学。没有想到我竟有机会和仰幕已久的裴先生一起工作了。
跟从裴文中先生学习, 从1947年到1982年他逝世,有35年之久, 虽然我已离开古脊椎动物学较远, 也从来没有做过史前考古的工作, 但在第四纪地质方面, 还是不断地请教裴先生, 可以说是和裴先生接触较多的一个学生了。使我不断思念的和印象最深的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听到裴文中先生自己讲他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故事。这是他作为一位科学家的朴素。他认为那是自己科学工作份内应做之事。虽然关于周口店的工作他写过文章, 出版过专著, 但这些都被他认为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同样, 他在抗战时期, 潜心研究的关于中国的有关彩陶文化等工作, 在后来有了研究分工后他也就不再提了。所以他才能超越自己, 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裴先生喜欢热闹, 富于幽默, 但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 在成绩的欢乐喜悦的喧嚣声中保持着平常的心态。当然社会和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给他的荣誉都是完全应该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裴先生给大家讲“从猿到人”这一段社会发展史。他为此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但他对自己所做的贡献感到满意。1954年当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第四纪研究室刚成立的时候, 我请裴先生给我们讲如何学习第四纪。他非常亲切地给我们讲了一周课,后来这次讲稿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推动了当时的第四纪研究工作, 对建立实验室工作有很大影响, 这与当年裴先生研究旧石器时亲自进行打制, 和从实验出发的科学思维是一致的。大家都知道裴先生社会活动较多, 这与他的注意科学的社会性有关。1957 年我随裴先生去原苏联参加“全苏第四纪地质大会”, 因为他1937年在法国留学时曾和李春昱一起到原苏联参加过“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 当时参加大会的还有翁文灏先生。30年过去了, 提起往事他对我说, 当初他去法国留学之前曾去请教翁文灏先生, 翁先生和他说学习第四纪可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是应用如工程地质, 一方面是理论即人类起源。裴先生是致力于人类起源等问题的理论研究, 但是他很注意自己研究的社会效应。所以他鼓励我们多注意第四纪的应用问题和社会效应。
裴文中先生和杨钟健先生相似很注意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报纸和媒体上发表, 稍后的贾兰坡先生继承这一传统也有此优点。我们都知道裴文中先生在到中央地质调查所之前, 在学校读书时是颇为活跃的学生。他自己也常津津乐道当年的往事。王存义先生说过裴先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笔名是崔大器 (就是吹大气的谐音) , 虽然这是出于对旧社会各种恶劣现象不满的抨击和出气,但也反映出他关心社会和不脱离社会的思想本质。
作为一位科学家, 他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和贡献不仅表现在坚韧不拔的苦干, 勤奋的努力和创新, 无私地支持同行们的工作, 严格地提拔后进, 而且也表现在他的那种“乡土气息”。与裴文中先生在一起工作和一同出差到野外去过的人, 都知道裴先生最难学的是他那种和老乡们不分彼此的精神, 他在北方一到农村可以脱了鞋子, 上坑盘腿而坐和老大爷、老大娘拉家常, 也可以把哭得满脸鼻涕眼泪的娃娃抱在怀里哄一哄。 假如这也可以说是“乡土气息”的话, 那裴先生可以说是一位“乡土科学家”。而我们难学的和要学的也就是裴先生那种把科学和社会结合的真正的乡土气息吧!
(节选自第四纪研究,200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