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个问题，近两年来很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但国人有许多议论发表，即欧美人士亦注意到这个问题。 各人的意见虽有不同，但归纳起来，大多数统以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 自然科学，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没有这种能力，而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环境不适宜的缘故。在《科学与技术》期刊上，陈立先生《我国 科学不发达之心理分析》一文里的结论是：“中国科学之不发达，我曾溯源于（一）拟人思想的泛生论；（二）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 （三）没有逻辑；（四）没有分工；（五）客观与主观的混淆；（六）理智的不诚实等等。但这一切我都指出，系反映着客观社会的组织。 在宗法阶段的社会，便只有宗法社会的思想。”去年浙江大学夏令讲习会，钱宝琮先生《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演说里有这样几句 话：“我国历史上亦曾提倡过科学，而科学所以不为人重视者，实因中国人太重实用。如历法之应用早已发明。对于地圆之说，亦早知之。 然因不再继续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学不能继续发展。而外国人则注重实用之外，尚能继续研究由无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学能大有发展。为什么我国民族太注重实用呢？实由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使然。中国为大陆文化，人多以农业为主，只希望能自给自足之经济。”同样，中英科学合作馆，英国李约瑟博士，在民三十三年湄潭举行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演讲里，亦以为近世科学之不能产生于中国，乃以囿于环境，即地理上，气候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 四种阻力。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向来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和西方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气候方面，亦以大陆性甚强， 所以水旱灾患容易发生，不得不有大规模的灌溉制度；而官僚化封建势力遂无以扫除。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秦朝以来，官僚士大夫专政阶段停留甚长，社会生产少有进展，造成商人阶级的没落。使中产阶级人民无由抬头，初期资本主义无由发展。而近世科学则与资本主义同将产生。 

　　抗战前数年，德籍犹太人维特福格尔（K．A．Wittfogel）在他的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中，有一段专讲“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他开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半封建主义的欧洲，在经营规模并不大于中华帝国，甚至往往小于中华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完成了许多的科学发明和贡献。这一切显然是表示了初期资本主义的各种 特征，狂热地催促小资产阶级去积蓄势力的环境下所完成的。拉狄克 曾经指出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西欧社会关系，和中国的这种关系有某种根本的差别。若不承认这种见解，则中国环境既和欧洲产业革命以 前的环境一样，那为什么不引起了科学的萌芽和科学的发展呢？”对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除了历史科学、语言科学和哲学而外，中国只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得到了真正科学上的成就。而就整个情形看来，那和工业生产的形成有关的自然科学，不过停滞于搜集经验法则 的水准罢了。…...汉代或汉代以前的中国，为什么在数学上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较髙的水准？假定这些科学的产生，是建筑在各种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水利工程上的社会秩序需要上，那么只有这个时代才是这些科学的成立时期吧？”接着他说：“中国思想家们的智力，并没有用在那可以形成机械学体系的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面，并没有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根本的紧急任务。这个远东大国的根本智能，集中到了其他的课题，即农业秩序所产生的，及直接和农业秩序有关的，或在观念上反映着农业秩序的各种课题。”他的结论是：“他们在这里还不能够从亚细亚社会和欧洲社会的关联中，检讨亚细亚社会为什么不能以解体过程中的欧洲中世纪的半封建主义那样的方法和程度，去推进大规模的工业经营。我们仅仅确认这个事实：即是精密的自然科学的停滞，是和这种工业上的停滞互相平行的。… …中国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以只有贫弱的发达，并非由于偶然；而是那些妨碍自然科学发达的障碍所必然造成的结果。”  

我们了解了近代科学和社会进化的关系，再来看我国历史上是否 有一个时代可以奖励工商业的发达，初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中产阶级能起而与专制封建势力相抗衡，如同十六七世纪欧洲新兴势力之与 封建宗教相奋斗呢？历览二三千年我国历史，只有在战国到西汉中叶  

一个时期有此可能性；而这个时期亦是中国思想史、科学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 

　　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亦是中国思想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诸子百家各种学说，统在此时出现，好比西方纪元前六百年到二百年时代的希腊。战国时代中国思想之所以突然解放，亦有其社会之背景。张荫麟说道：“当封建时代的前期，贵族不独专有政权和田土，并且专有知识。闲暇和教育，是他们所独享的。在封建制度演化中，贵族的后裔，渐渐有降为平民的， 知识遂渗入民间。”马乘风亦说：“战国时代以前，知识是贵族所独占的，贵族与农奴处于绝对不同的生活状态之下。到了战国时代，因为阶级关系的变动。昔日隶属关系之羁绊，已被打破，所以平民而求知识就成为可能的事了。”因为求知识之机会由上层阶级推广至于中层， 甚至于下层阶级，思想就骤然解放，而突然发生异彩，一时学说并陈。 但何以在这思想解放的时代，科学的思潮不能发展？对于宇宙的观感，天然事物的剖析，中国赶不上希腊呢？对于这一点，张荫麟先生亦有很好的解答。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这篇文章里，他说道：“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于纯粹活动兴趣之上。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哥麦其亚伦理学》和我国的《大学》、《中庸》来比，是极饶兴趣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玩。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差别还不够明显么？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荫麟先生所指出这中西文化在价值意识的差异，是极重要的一点，荫麟先生很谦虚地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可以解释这价值意识上的差异。”据作者的意见，以为这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的关系。 

　　照上面所讲，希腊古代求知之精神既如此充足，为何希腊亦只能发达科学到一定阶段，而近世科学亦终不能实现呢，这其中重要因素，是由于奴隶制度盛行于希腊。所以古代希腊一班哲人，如发明几何学之毕达哥拉斯，主张原子论之德谟克里特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辈，虽有闲暇以沉思其高尚之理想，而不愿胼手胝足以作实验。而近世科学，非手脑并用不行。英国拉伟（Hyman Levy）教授说，“有闲阶级思想上之努力，可以得到理论上之发展；但有闲阶级不愿动手。奴隶阶级可以作实际之工作，但不敢奖励使之了解高深之理论。埃及、希腊、罗马之所以对科学上、机械上贡献之有限度者，正以此数国社会上阶层之结构。”故据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意见，生产劳动者不具有公民资格。希腊社会组织为有阶层的。希腊人之奴隶，即希腊人之机器。只需奴隶之代价便宜，即不需另觅代替品。反观我国社会情形，亦和希腊相似。孟子谓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士大夫阶级是劳心者，而农民苦力是劳力者。这样阶层机构迄今还存在。长衫阶级以及学农学工的大学生，仍认动手做工为可耻。这种观念不改变，中国自然科学亦难望能发达。 

　　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而此种机构，此种思想，到如今还大部遗留着。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不肯再动手。在学校所习科目，只问其出路之好，待遇之丰，更不校量科目之基本训练如何，个人之兴趣如何。把利害之价值放在是非价值之上。而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亦只求科学之应用。怪不得维特福格尔说：“在现在的、日益走向解体过程中的中国，上层阶级和最髙官厅，也对于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加以奖励。但他们所怀抱的意义，和西洋完全不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谁也不能否认。”据容闳所著《西学东渐记》，谓同治六年，曾文正公方初定捻匪回到上海，去就南京两江总督任，极注意于其亲自手创之江南制造厂。文正见之，大为欢喜。容闳因劝其设立兵工学校，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大为文正所赞许。从曾文正到现在，我们提倡科学已近八十年，而仍有人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或类似的谬论。希望原子弹之发现，能打破这班人的迷梦，而使中国科学人于光明灿烂的境界。  

　　（节选自科学. 2015，（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