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一天天临近，这几天回忆往事心情很不平静，我想起当年在延安为前线八路军生产通讯电台的那些战友，想起在重庆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同志，也回忆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和同事们一起草创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往事，一切历历在目。我今年96岁，没想到在这个年龄在这个时候，感情的闸门竟一开而不可收。 

我想还是说一说我和几位老科学家共同“催生”中国工程院的事吧，这也许是我们人生中，也是新中国60年科技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的这几位老搭档中，清华大学的张维院士、侯祥麟院士已经作古，王大珩院士、张光斗院士也已年近百龄，稍微年轻一点的师昌绪也已年过八旬。 

还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就在考虑：中国要不要设置工程院。就中国科技界当时的认识而言，对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及基本技术的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对技术科学的理解就谈不上那么清晰了。1978年，我随中国电子学会代表团访美，访问了美国全国科研理事局，作为一个政府办事机构，它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三个国家科技院的院士，也就是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院士，对重要科技问题进行研究、咨询、讨论。当时美国科学院院士为1100人、工程院院士为700人、医学院院士为400人。其中医学院院士的人数是固定的，缺一补一。工程院院士的目标是达到1500人。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在光明日报、《自然辩证法》杂志及人民日报等媒体上撰文，谈到了美国、日本、西欧、苏联等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强调了后进国家、地区赶上先进必须突出的重点环节。此后，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大会上，我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中除基本科学和技术发展外，还有工程技术、生产准备、生产保持、推广应用、销售服务等更多重要环节。我认为，中国要重视基本科学，还必须更加重视现场技术、基本技术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于是，我再次提出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构想。为什么说是“再次”呢？因为在此之前，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张光斗、张维等都提出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而且报到了中央，或许是时机尚不成熟，议案暂被搁置。此次再次提议成立中国工程院，理由充足多了：不只是借鉴外国经验，更是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结合中国的实际，说明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86年，我创议并起草了《关于加强对第一线工程技术界的重视的意见》，联合茅以升、钱三强、徐驰、侯祥麟等80余人，向全国政协提出了这一议案。此后仿佛成为惯例，我和工程技术界的一些同仁以精卫衔石填海的执著，在每届全国政协会上都要提出这个议案。 

终于水到渠成。1994年的春天，一天晚上，我开始执笔草就一份《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在此之前，已征求了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几位老科学家的意见，由我们六人共同在建议上署名，呈给中央领导同志。大家之所以公推我执笔这个建议，一来较早创议，二来坚持不渝，这份殊荣似乎非我莫属。考虑到建议是向中央领导呈报，要写得言简意赅，一目了然。为此我颇费了一番心思。 

终于下笔了，一气呵成。我在建议中写道：这个院的中心任务应是为国家、为政府的重大工程和技术科学决策以及技术经济问题，提供具有权威性的咨询、论证和评议，对特别重大的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成果做鉴定，当然这也应是给当选人员在工程科技方面的最高荣誉，其成员应是经过挑选的属于国家水平的工程科技人才和对工程技术发展有重大贡献者。还建议，一位专家可以同时当选为两个院的学部委员(院士)。这也就是我和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等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来历，即所谓“两院院士”。近几年，两院院士又增加了几位，但与目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各1000多名院士相较，仍是凤毛麟角，足见荣誉之崇高。 

有一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科学家时，王大珩将建议呈给了他。江泽民非常重视，在1994年5月11日作出批示：此事已提过不少次，看来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研究决策。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国务委员宋健、罗干也做了批示，拟请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牵头与有关方面商议办理。中国工程院呼之欲出了。 

1994年5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了，全国从事工程技术与技术科学的科技人员欢欣鼓舞，这是对他们神圣劳动、奉献的庄严承认，也标志着中国现代科技史上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批老科学家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成就了人生得意之笔。还应当指出的是，就在我们六位的建议呈报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时，林华、徐驰、李苏、罗西北等同志也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呈报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对于引起中央重视促成中国工程院的诞生，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沈英甲整理) 

　　（节选自：我们催生了中国工程院.光明日报，2009-09-06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