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航天事业虽然只有30多年的历史，但已为加强国防，提高国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67年由我国自己研制的导弹准确地把原子弹送至预定空域爆炸，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已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实际上为打开我国重新进入联合国的大门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1980年我国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并在80年代多次成功地回收了近地轨道上的卫星，证明了我国在航天领域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通过出成果，我们培养了一支能攻坚的研制队伍，在国内组织了科研和生产的协作网，为今后攀登航天事业的高峰奠定了基础。 

　　我是在1957年2月从北京航空学院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虽然我以前的专业是飞机结构与强度，但进院时对导弹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只有从头学起，在工作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我和大家一起，先在仿制苏联提供的型号中获得有关导弹的启蒙知识，后在自行设计中摸索研制的规律，逐渐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导弹是一个很复杂的武器系统，制作导弹需要合理地综合很多高精技术，才能在规定经费和研制周期的范围内，拿到一个有用的成果。我在1962年被任命为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部兼任主任后，深感自己的知识面太窄，又没有管理经验，开展工作比较吃力。那时我们自行设计的第一个导弹因为设计方案上有缺陷，在飞行试验时失败了。我们通过重新审定总体方案，建立起总体设计部与各分系统设计部之间的关系，明确分系统应按总体设计部的设计任务书开展工作，而设计任务书是根据总体需要和分系统的可能制定的。总体方案是集中了各方面专家智慧的产物，不是闭门造车造出来的，实际上总体方案在研制过程中，因出现的新问题需要作一些调整，这种调整由总体设计部负责。当把设计系统内部的关系理顺后，工作就比较容易开展了。 

　　为了满足武器系统的指标要求,在制定总体方案时,应 合理采用成熟的新技术。这样,在正式开始型号研制之前,要安排先行的研究课题。我们在1965年对液体战略导弹拟订了一个整体规划,选择了技术的发展途径,规定从远程到洲际导弹分四步走。这个规划得到中央专委的批准后,我们按 技术途径安排预研课题。一个型号进入飞机试验阶段后,后一个型号就全面铺开工作。这样既保证型号之间在技术上 有一定继承性,又可以及时用上已成熟的新技术,使新型号有更好的性能。规划要求用八年时间研制四个型号,如果没有“文革”的干扰,这个要求是可以完成的。 

　　飞行试验的成败,取决于飞行试验之前的工作是否做得彻底。导弹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哪一个环节不能正常工作,都会使飞行试验失败。为了严格控制质量,我们从选用材料和元器件开始,只让合格的产品进入下一道工序。  

　　从总体讲,我们很重视飞行试验之前对导弹进行一系列 大型地面试验,确保各系统工作协调,能正确地完成各自的任务。当型号已定型要交付部队时,更要狠抓产品质量,使部队在需要时可以用来完成战斗任务。  

　　航天事业已取得的成就,是在中央有力的领导下,全国大协作的结果,是全体科技人员、工人和管理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果。  

　　我只是这只队伍中的一分子,按分工做了我该做的工作,现在我已退居二线,但我愿意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发展 我国的航天事业出力。 

　　（节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刊，1993，（03）：248-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