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前到中国科学院成立后最初半年，  

　　我多次往返于杭州、北京之间，参加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方面研究 所的调整问题。1950年，我正式离开浙江大学，调往上海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的调整告一段落和上海实验生物所成立后，继之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从事先各种准备工作到事后总结、汇报，自1952年底到1953年底，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然后被调往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感谢院领导的照顾，为使我不完全脱离科研，于1954年8月在北京成立上海实验生物所北京工作组，后改为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学术秘书处是1954年1月成立的，工作繁重，是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助手。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学部。1955年学部成立，聘任了第一批学部委员，我也被列为其中之一。不久，学术秘书处撤消，我可以“归队”回到研究所，然而还不能完全投入研究工作。除了研究所内的行政事务和科研工作需要管理外，全国性的科学组织工作比在学术秘书处时还要多。不过，这时的科学组织工作已经比较深入地接触到学术本身。幸而我从1946年以来新的文献的查阅和摘录一直没有中断，这样还能勉强地把任务承担起来。例如：参加制订12年（1956—1967年）发展规划的重点任务和学科规划，工作了八九个月时间；其他专业性规划，如生物物理学、放射生物学、宇宙生物学等的制订，也需要参加。各种专业性会议要准备做报告或发言。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实验生物所基础上改建成立生物物理研究所，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筹建生物物理系；1959年协助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建立放射生物研究室（七室）。 此外，在国际科技交流、外事活动和社会工作方面，建国以后出国8次，访问了13个国家。1970年，郭沫若院长以特使名义赴尼泊尔参加王太子婚礼，我有机会陪同郭老前往，感到十分荣幸。除了这次属于礼节性访问外，其他7次全是学术访问。在尼泊尔访问过程中，受到郭老亲切关怀和鼓励，深为感激。除出国访问外，在国内的外事活动也比较多，如参加接待国外来访的议会代表团、教育代表团、科学代表团，接待来所访问的科学家、学术团体等，在社会工作方面:曾任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编委会主任等。1971年10月至1976年10月，曾参加《生物史》的编写工作，主要是讨论提纲及内容、查阅文献、进行校订，工作量较大。 

　　总的说来，在这些年代里，虽然主要是科学组织工作，然而学习自然辩证法和毛主席著作的时间较多以及积累了科学组织工作的一些经验，觉得对自己以后研究工作的开展，是有好处的。例如：对生物学的研究，视野有所开阔，认为研究生命问题，应该多多注意各方面的关系，如：生物与环境的矛盾和统一，整体与部分的协调，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微观与宏观的联系，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生物进化）的对应性和相互依存，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内在关系及其与环境的交流等。又如，对细胞重建的研究，认为应多多做对比实验，如：活体与固定后（致死后）作对比，整体原位土与离体培养下作对比，人工诱导和模拟与原型作对比，正常与病变或畸变作对比等。此外，应该探讨现在细胞的重建与地球上细胞起源的关系，并通过诱导和模拟细胞重建，一方面为了解地球上细胞起源的过程提供资料和依据；另一方面，为人工生物合成细胞和改造细胞探索条件和办法，以期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并对生命起源以及如何发展为细胞有较深入的认识。 

　　1976年，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成立了细胞重建研究组。前前后后参加工作的有：李公岫、蓝碧霞、陈楚楚、曹懋孙、郑若玄、李玉安、张碧辉、张锦珠等40余人。这就有可能进行较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研究各类物种、生物体各个部分、各种生命过程、各种情况和条件下的细胞重建。首先，实验证明，细胞重建是普遍现象，不仅真核细胞能重建，原核细胞也能重建；不仅生殖细胞能重建，体细胞也能重建。其次，发现了鸡胚卵黄颗粒内有脱氧核糖核酸（DNA）、组蛋白和染色质。卵黄颗粒的染色质与细胞核的染色质的结构和行为相同。因此，在合适条件下，以卵黄颗粒为基础能重建细胞，是可以理解的。还总结出，只要存在组成细胞的物质基础和具备合适的环境条件，无论在生物体内或离体培养在无细胞的系统中，都有可能发生细胞核和细胞的重建。1980年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刊出“细胞重建的研究”以及“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和重建”两文；1982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五篇；1988年，发表《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集（包括论文21篇）。还有《细胞重建》论文集三集和 《生 命的本质》一书要写。所以，尚未完成的工作还很多。  

　　在这里，要感谢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和生物物理所所长基金的 资助，感谢院领导和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这样才有可能使工作得以 顺利进行。  

　　现我已年逾九旬，除耳聋外，身体尚可。愿于有生之年，继续努  

　　力，把工作做好。 

　　（节选自生理科学进展，1994，（03）：197-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