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成立了。1973年开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开始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从此，青藏高原研究真正进入到科学发展阶段。

　　这次考察，我的思想很明确，对西藏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扫描，各种资料都要收集起来，填补空白，同时在此基础上做理论探讨。所以，当时队伍规模很大，有50多个专业，包括地质构造、岩浆岩、沉积岩、地层、古生物、第四纪地质、地球物理、气候、地貌、植被、土壤、冰川、河流、湖泊、盐湖、地热、森林、草地、农作物、家畜、高等植物、地衣、苔藓、藻类、鸟类、哺乳类、爬行类、昆虫等。到1976年，队伍规模达到400多人，分成了4个分队。

　　我参与了1973年到1976年的野外考察的全过程。当时环境之恶劣，设备之简陋，其艰苦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记得1976年我们在阿里考察时，几乎每天都要爬到海拔6000多米，这样才能看到海拔高度变化后自然条件的变化。那时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喘几口气。晚上宿营，也是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几乎每晚睡觉都头痛。即使夏天也很冷，晚上小河都结了冰，每早都用棍子或石头把冰砸个窟窿，再把冰水舀起来。水太凉，我们基本都不洗脸，胡子也不刮，甚至连牙也不刷。

　　吃饭是非常困难的事。我们规定科考人员轮流做饭，不管是队领导，还是一般科研人员，每人一天。只有司机不做饭，让他保持充沛精力开车。这样，做饭的同志就比较辛苦，要早起，考察回来再累也要先做晚饭。但也有乐趣，每人各显神通，南北风味，应有尽有。做饭必须用高压锅，否则做不熟。要做点可口的饭菜，很不容易。菜都是干菜，脱水白菜、粉条、咸肉、木耳什么的。有时改善一顿包饺子，就到野地拔野葱，剁碎了，然后用罐头肉混搅成馅。但中午这一顿就比较艰苦了，带什么到山上都冻成冰疙瘩了，所以我们只带从部队买的压缩饼干，渴了就到小河沟里舀点水喝。压缩饼干好像是用豆面、面粉加上糖、盐等制成，还好吃，但必须用水就着才能咽下。如果没有水就每次咬下一点，用唾液将它混和，“斯斯文文”地吃。一条5公分长、2公分宽、半公分厚的压缩饼干，都很难吃完，太干了。如果能碰到藏族牧民的帐篷，他们总是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喝酥油茶，吃糌粑，我们就把压缩饼干给他们的小孩，小孩吃着也很高兴。但是这种“巧遇”太少了。

　　交通也是大问题，在野外考察常常没有路，遇上过河时，由于有些河床非常宽，过了一道水，再过一段河滩，接着又是水，选择不好，车一下就陷住了。有一天中午，我们陷到了河中间，河底都是沙床，非常厚，越发动车越往下陷，后来大半个车轮子都陷下去了。车上带的垫车的木板已无济于事。天黑了，我们只好在河滩上睡觉，等第二天早晨河滩冻住了再设法推车。我们睡觉时河滩已冻硬了，就将三角形的帐篷支在沙滩上睡觉了，无法做饭，连晚饭也没有吃。等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我们都陷下去了。原来沙子在我们身下都热化了，每个人都睡在一个坑里。因为有帐篷底子包着，所以还不至于让水泡起来。

　　由于强烈的高原反应，很多同志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有的同志的牙掉光了，有的同志严重脱发，有的同志患了胃病等其他慢性病。而且科考队员不仅流汗，牺牲也是时有发生的，梁家庆等几位科研人员就是为青藏考察与研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虽然条件非常艰苦，每个队员却都保持了乐观的情绪、昂扬的斗志。因为那个地方未知的东西太多了，有了新的发现以后，又想去追索现象的原因，做各种理论上的推断，然后又想去搜索更多的资料，再判断。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给每一个科研人员以吸引力和推动力，拿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驱动力吧！就是这个驱动力使得我们几代科研人前赴后继！

　　这几年的考察在业务上收获是很丰富的，考察队把西藏自治区从东往西，由南向北，像梳头发似地梳了一遍。但由于这个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我们还不敢说对那里的资料已收集得很完整，对它的规律已摸得很清楚。但总的来说，还是收集了相当丰富、系统的地学、生物学方面的资料，同时对这些现象的形成、分布演化规律，做了初步探讨。

　　1977-1979年我们集中3年总结。我的宗旨是，整理一套系统的西藏资料，像百科全书一样，对西藏今后的建设和研究都是最基础的资料。后来出了34种43部书。比如《西藏植物志》是一种，但分5卷出版。每种植物有一段描述，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点，哪些是我们新发现的，等等。全套书完成，已是80年代了。这一套书使我国西藏第一次有了系统的、自然科学的研究结果。虽然谈不上很高的理论水平，但总是第一次对西藏这个地区有了科学阐述，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中国科学院给了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给了自然科学一等奖。

　　1979年我们酝酿开个国际科学讨论会，请刘东生先生任秘书长，我任副秘书长。中国封闭了那样久，听说中国要搞一个青藏国际讨论会，国际上反应强烈，很受欢迎，来了许多非常知名的科学家，很多长期搞喜马拉雅研究的科学家都来了。

　　这次研讨会的成果虽然只是填补空白的工作，但外国人长时期进不来，他们很想知道青藏内部的东西。这时我们拿出的这些研究成果，向国外科学家展示，引起了轰动效应。

　　我们请求邓小平同志接见，他真的接见了。开了一个大规模的招待会，他坐在那里，每一个外宾都去握手。小平很高兴。改革开放，中国科技率先向国外开放，中科院做出了成绩，配合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这次讨论会开得很成功，出了两本英文文集，一册是生态地理方面的，一册是关于地质、岩石方面的。

　　由于80年代初我就到中科院院部去工作了，不能再参加像70年代那样长期的野外考察了，但是我从未间断过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去一趟。可以这样说，青藏是我成长的摇篮，她不仅让我收获了科学成果，锻炼了我的管理能力，尤其是使我养成了跨学科综合思维的习惯。

　　青藏高原研究现在已经进入到深入理论研究的阶段。在姚檀栋院士为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年轻人正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最前沿的科学理论，活跃在青藏这个大舞台上。作为老青藏科考人，看到一批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问世，新的科研人才不断涌现，深感欣慰！

　　我相信，老一辈科研人员凝聚在青藏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奉献精神、团结精神，必将会发扬光大，青藏研究必将取得更大成果。

　　（节选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70周年所庆《回忆回顾》之工作和生活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