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在科学上的贡献我已另文介绍，值得强调的是，先生对于我国科学人才的培养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累累硕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由于他在我国物理学教育上的突出贡献，50年代，先生曾和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并称为我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家，备受世人推崇。

　　如果说严济慈先生的前半生还是科研与教育平分秋色的话，那么他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则几乎全部倾注到了对祖国科技人才的培养上。这还要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说起。当时，郭沫若等领导人到位于东皇城根的物理研究所访问严济慈教授，要他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而严先生则还有些踌躇。他认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可是郭老也很会动员，他对严济慈先生说：“这话很对。但是，倘因此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不是更大的好事？”就这样，为了“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严先生便从此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全力投入到中国科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工作中。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兼技术科学部主任、副院长以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主编等职务；积极参与制订和组织实施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规划，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培育科学新秀，促进我国同世界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今天的年轻人同我谈起严济慈先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由他编著的一些著名的教材。是的，年轻的一代不可能详细了解严济慈先生在科学上的重大贡献，但却从他编写的那一本本深入浅出的教材中认识了另外一个严济慈，一个作为著名教育家的严济慈。

　　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严济慈先生就编著了《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译著了《理论力学纲要》，这些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多次再版，《初中算术》还被当时的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流行近20年，并为东南亚一些国家采用。40年代后期，他又编著了《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和《初中理化课本》。60年代则编著了《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和《电磁学》等，直到80年代，他还出版了《几何证题法》的白话文版。这些教科书培育了我国几代科技人才。1927年至1928年，他在沪宁四所大学同时担任数学、物理学教授，每周往返两座城市四处地方，讲授27课时，深受学生欢迎。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著名科学家，和我同时受教的还有陆学善、顾功叙、余瑞璜、霍秉权等。30年代，他在北平负责中英、中美、中法庚款留学物理考试的命题，并参加评审工作，先后考选20多人出国深造，后来他们都成了著名的科学家。在中国的科学天空群星闪烁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严济慈先生曾经付出过的巨大努力。

　　在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严济慈先生献身教育的一段感人故事。那是1958年，他受郭沫若院长的委托，参与创办中国科技大学。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中国科技大学按时开学了，而我们的严济慈先生也操起了久违30年的教鞭，精神抖擞，重新走上了讲台。他要亲自给大学生们讲授《普通物理学》。这一讲就是六年，直到文革开始才被迫中断。和先生同期，还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台，但到最后，讲课时间最长的科学家，又是我敬爱的老师严济慈。直到今天，每每回想当年先生讲课的盛况，都让人心驰神往。听课的学生挤满了学校的礼堂，而先生则如同炉火纯青的表演大师，为台下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展示着科学的妙味。

　　1978年郭沫若院长逝世后，严济慈先生接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还兼任了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首任院长。此时的严老，已近80高龄，仍然为培育科学新人而呕心沥血。1980年起，严济慈先生和李政道合作组织了著名的CUSPEA计划，此项计划是在国内招考与物理有关的大学毕业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历经10届，已考选了900多人，分布在美国72所学府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大多成绩甚为优异，已有一些优秀的年轻人才学成回国，而他们明天的发展，则必然是无可限量了。写到这里，我向大家推荐一篇较能代表严济慈先生教育思想的文章。这就是80年代初期，严济慈先生应著名的《红旗》杂志要求而撰写的《谈谈读书、教学和做科学研究》一文。记得当时文章发表后，一时传为美谈。因为《红旗》杂志上的文章，大多是可以作为政治学习的辅导材料的。而严济慈先生的这一篇却是格外地别开生面，谈读书、谈教学、谈做科学研究，娓娓道来，语重心长。实在是一篇难得的年轻人提高思想修养的好文章。记得严济慈先生在文章中谈读书时说：“理工科的学生，应该读点文科的书。同时，文科学生，也应该读点理科的书。理工科的学生只有既懂得自然科学知识，又知道一些社会科学知识，既有自己专业的知识，又有其他学科的一般知识，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联想到今天我们正在开展的人才素质教育，严济慈先生十多年前讲的这番话可谓有先见之明。

　　在谈到如何搞好教学工作时，他提出了“搞好教学工作是老师的天职"的思想。他认为，“一个大学老师要想搞好教学工作，除了要有真才实学以外，还必须一要大胆，二要少而精，三是善于启发学生，识别人才。”他还深入浅出地解释了讲课的技巧和方法，如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讲课是一种科学演说，教书是一门表演艺术。如果一个教师上了讲台，拘拘束束，吞吞吐吐，照本宣科，或者总是背向学生抄写黑板，推导公式，那就非叫人打盹不可。一个好的教师要像演员那样，上了讲台就要‘进入角色’，‘目中无人’，一方面要用自己的话把书本上的东西讲出来，另一方面你尽可以‘手舞足蹈’，‘眉飞色舞’，进行一场绘声绘色的讲演。这样，同学们就会被你的眼色神情所吸引，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探索科学奥秘的意境中来。”而要做到这些，并不是靠玩弄小技巧之类的花招，而是“必须真正掌握自己所要讲的课程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要做到融会贯通，运用自如，讲课时能详能简，能长能短，既能从头讲到尾，也能从尾讲到头，既能花一年之久详细讲解，也能在一个月之内扼要讲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自己知道的、理解的东西，比你要讲的广得多、深得多。”事实上，确如严济慈先生所言，“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但这个道理对教书的人来说，就并非人人都懂了。所以，我们今天重温严济慈先生的讲话，仍然可以感受到鼓励和压力。

　　在谈到教师的责任时，他格外强调说：“现在的大学生素质好，肯努力，男的想当爱因斯坦，女的想当居里夫人，都想为国家争光，为‘四化’多做贡献，我们做老师的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成才。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畏缩不前，那我们就是误人子弟，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党和国家。这是我们当教师、办学校的人所应当十分警惕的。”这些话对我们教育目的和方法的提醒，实在是入木三分啊。

　　（节选自科技日报，199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