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靠华中大学对教足年份的本校毕业生所提供的路费补贴，和美国布朗大学提供的助学金，去美攻读博士学位，以全A的成绩3年后完成学业。买好了8月的船票，却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禁止出境。学校研究生院的职工帮我在学校应用数学系的金属研究室找到临时工作，就是这个临时工作让我与超声学结上了半辈子的情缘。

　　在40—50年代，布朗大学物理系是国际上超声学方面实力最强的研究机构之一，超声学权威辈出。我去物理系念博士，却选读了电子物理，原因是华中大学物理系的卞先生要我将来回国后继承他的研究事业，而他是研究电子管的阴极的。我的博士论文只发表了两页的短文，但实际上在内部还是有些贡献，因为得到实验结果之后，我提出和过去几年不同的机理观点，得到导师的赞同，并且相应地改变了随后其他人员的研究路线。

　　1951年因为我的临时工作，无意中还是闯进了超声学领域。原来，工作的金属研究室是应用数学系Truell教授开辟不久的超声学研究机构。同物理系的超声工作有别，Truell教授开创了自己的两个研究新方向，一是发展高频率，从几兆到十几兆乃至几十兆(当时是绝对领先的)，二是把固体作为研究对象(所以挂了“金属”的牌子)。这个研究室逐渐发展，后来成为国际上颇具特色的超声研究单位。我是在其创建不久参加进去的。事前在物理系没有念声学，现在倒要做超声研究。刚进去时的处境是，有国难回，有家难归，不过随后几年还是做出了成绩，是我丰产的年代之一。这期间得到Truell的不少支持。后来我要回国，他多次挽留，但我是下决心要回来的，送别时他说将来要到中国看看。我真诚地希望他来，但他于1976年早逝，我们没能再见面，这是我一生诸多遗憾之一，我迄今仍十分怀念好几位美国朋友，他们对我在美期间的照顾和关心令我至今难忘。我也珍惜在这个研究室里与超声学的邂逅。

　　1955年年底我回到祖国，1956年来到北京，当年三月进中国科学院当时的应用物理所工作，从而变成了北京人。在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知道超声学，我没有适当的工作条件。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在诸学科中有声学。马大猷先生是主要参与人，邀请我参加。随后筹备电子学研究所，声学规划落实在电子所内，马先生和我各自带两个年轻人转到电子所，组成声学的研究部门。是这样开始了多少年和大家一起的跌打滚爬。后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声学研究所，科协成立了声学学会。

　　回国转眼近45年，一直没有离开过超声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粗线条来说，45年中，工作上有过三次大起大落。

　　在美国时我做的是窄狭范围的基础研究。回国参加科学规划并目睹国内情况后，感到超声学有一定用途，而国内几乎是空白，于是放下了自己熟悉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探索，和同事们一起，一方面研制超声学的基本设备，一方面进行应用和宣传。1958年“大跃进”，电子所超声室的全体同志，经过日夜的苦战，完成了30个项目，初露锋芒。紧接着继续推广应用，比如在加工、洗牙、染布等方面与工厂、医院、农业等结合上，做了多种示范工作。工作得到普遍的认可，全室同志热情高涨。1959年在武昌召开了一次中国科学院的全院超声学会议。院外的许多工厂和学校便提出异议，说我们不该搞封闭。于是1960年在上海又召开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超声学会议。

　　全国超声学会议是成功的，但是闯出了乱子，在国内有些地区可以说是煽起了超声“潮”。这种对自身估计过高的行动显然不可能持久，而且物极必反的结果反过来损坏了超声学的声誉。至于我自己呢，由于在涨“潮”时表示不赞同，受到一定的冲击。外界有人说我当时红得发紫，实际上我在靠边站。幸亏“潮”来时间不算很长，不过“潮”过后实验室已是满目疮痍。随后我曾作过一些努力，力图让超声学得到应有的、如实的评价，在这过程中得到了上级有力支持。是黄金总会闪光，超声学的一些主要应用，像超声诊断、超声探伤、超声处理等等，仍然得到了发展。

　　第二次大起大落是比较一般的。超声“潮”降落后，从1961年末开始，我和我们的研究室受命承担几项国家任务，以超声检测为“两弹一星”服务。工作还算顺利，大部分任务通过鉴定，认可为完成。却遇上 “文化大革命”，个别工作受到影响。岁月一晃十年，那也是无法逆转的。

　　粉碎了“四人帮”，全所人员欢呼雀跃地参加了长安街上的游行队伍。回来赶紧重新组织力量，重新考虑了研究方向。经过深思，我和同事们选择了基础研究，做了两项系统性工作，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就，表现在获得几项科学院的奖章和国家奖，在国外也得到认可，同时又培养一批青年人才。20世纪80年代是我和几位同事比较愉快和有收获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经历也许可以算是大起大落中第三次大起吧。从超声学的全局看，这个时期内声表面波的应用开始崭露头角。

　　八十载是漫长的岁月，是极端多事的岁月。1927年作为一个9岁小孩在武汉街头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1939年桂林日寇轰炸后的满城大火；1954年在美国缅因州的驱车独游；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科大兼课，几乎每次都要备课到清晨时的鸡叫（那时很多家养鸡，我家就养在阳台；有一次养了一个大公鸡，对人敢进攻反扑，令人深有感触。），眼前，窗外受洋文大广告牌阻挡了几年，近年因牌被拆而重现的黝黑西山。一件件的生离死别，一次次的跌宕起伏。这些，除眼前的外，已尽是往日云烟。

　　我常想，人体真是个绝妙的机器。机器的每个部件，一工作就是几十年（在我的情况是80年），在这几十年里，不少部件从不敢休息，像心脏，它不能说请个假去打半分钟的盹，人们真应该感谢这些部件的敬业精神，但显然也要明白，如果有一天有一两部件不得已告退，那也是很自然很必然的事情，算不了什么大意外。另一方面，蜡烛也是很奇妙的。在完全点完之前，它还可以点燃发光，有时只剩一小片已熔的蜡油，只要烛芯还能站直，这个形态已变的蜡烛还可以点上一分半分钟的。那么，何必不点呢？

　　（节选自应崇福院士八十华诞纪念文集，29-33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