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我从华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当时大学毕业生都服从国家统一分配，都主动争取到最艰苦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到海南岛发展橡胶。但组织上最终决定让我留校工作，分配我担任作物遗传育种学的助教。在高校当专业课教师，既要教学，又要从事科研，我成为了科教工作者。从我大学毕业后算起，我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工作已有50余年。

　　在科教生涯中，对我影响至深的有好几件事。1955年至1957年教育部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作物遗传育种进修班，聘请苏联专家讲课，由全国各农业院校派年轻教师参加，为期两年，我有幸被学校选派。当时正大力提倡学习苏联，学习“先进的”米丘林遗传学，批判“反动的”、“唯心的”摩尔根遗传学。此时北农大有两位全国知名、坚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和“屡批不改”的教授，一位是杂交玉米育种专家李竞雄；另一位是植物多倍体专家鲍文奎。夏季每天早上都看到李教授身穿白色的工作围裙，带着镊子、剪刀、纸牌和纸袋，一个人孤独地默默地在玉米试验地上去雄、授粉和套袋，竟没有人理睬他和协助他，他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我是进修班的班长，我们决定请李、鲍两位教授给我们上专题课。他们都鲜明地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讲述的内容十分充实和令人信服。鲍先生给我影响最深的有三点，他提出：(1)试验材料必须是遗传上纯合的，能真实遗传的；(2)试验对照必须是严密和客观的；(3)试验数据必须是有代表性和可靠的，应经过数理分析判断。这些观点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以这些观点来考察当时《苏联农业科学》上刊登的许多文章，试验个体少，试验材料不可靠，对照不严密，数据只得平均数，是不科学和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使我对植物无性杂种产生怀疑。当时全国范围宣传米丘林遗传学的风很劲，我没有正面提出过反对意见。我只是说过，对作物的引种和栽培，米丘林学说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摩尔根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才是作物育种工作的理论基础。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我曾在北农大“整风”座谈会上讲过的这些话的记录，被作为“右派”言论给“揭露”出来和转回原单位的党委了。同事们批判我“反对学习苏联”，是“披着米丘林的外衣，干着反动的唯心的摩尔根的勾当”。我那年才是26岁的青年助教，却成为了全校大批判的“靶子”。最后给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没有把我划为右派分子算是幸运的。到1962年才给我“甄别平反”，但我没有好好“接受教训”而改弦易辙，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文革”中又再次遭到批判和大字报“围攻”。最后的实践证明，李、鲍两位教授是正确的，他们在科学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980年双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院士)。反观某些紧跟米丘林遗传学因而显赫一时的“学者”，最终却一事无成。历史是无情的，使我认识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讲诚实、正直，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独立思考，不赶浪头。政治同科学是有联系的，但科学毕竟不等同于政治。学术上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只能由专家学者通过实验、自由讨论以至辩论来解决，行政决不应进行干预。

　　丁颖院士是对我成才和毕生从事水稻研究起决定作用的老师。1952年11月院系调整后，我才认识丁老师。我听过他讲的专业补充课，主要内容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中国稻作区域划分，他慈祥的面孔和渊博的学识，深深把我吸引住了，使我开始对水稻产生了兴趣。1961 年8 月，中央决定为老专家配备科研助手，他挑选了我。从此，我在水稻遗传育种研究领域走上了“不归路”。直到1964年10月他在北京逝世前，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跟他出差各地，跑遍了全国的稻区，亲聆他的许多教诲，从他身上得到了许多教益：一是他具有火一般的学习热情。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对自己的成就永不满足。二是他淡泊明志，勤恳敬业。生活俭朴，学农爱农，献身农业，除了一大堆书籍，身后什么财物都没有留下。三是他一丝不苟，虚怀若谷。每一篇论文发表前，总要反复修改，逐字推敲，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努力效法。

　　（节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学部通讯》，2003年第4期 “院士自述：我的成长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