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还是奔波在藏区的一名驾驶员。在那个“推荐入大学”的年代，我申请获得了一个藏区推荐入学名额，于是1974年，我成为了成都地质学院一名找矿系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在成都地质学院遇见了诸多恩师。其中，研究生导师刘宝珺便是对我影响深远的一位老师。 

　　初见刘宝珺老师是在西昌会理野外实习，实连队队长余光明老师十分高兴地对我们讲，我们来了一位专业水平高又具有国际视野的老师。当时，刘老师手中一本灰色外皮的小小书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一本英汉字典。当时正值文革时期，那本英汉字典给我带来了颇大的震撼——自己连中文书籍都还未读完，这位老师却能阅读英文专著、英文杂志。 

　　在指导学生时，无论是野外实习或是课堂教学，刘老师都是以启发式的教授方式为主，他的讲解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个具体的知识点上，而是会延伸出相关内容。如此，我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养成了横向、纵向不同的两套思考方式。直到后来，我也为人师表，才真正意识到，一位教师想要跳脱知识框架的限制，完成恰到好处的延伸，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博览群书，更需要对自己教育事业有着一份热忱之情和一颗责任之心。 

　　在艰苦枯燥的地质实习中，刘老师会在休息时为我们唱一段京剧，说段相声或者绕口令来调节气氛。在观察地质地貌时，他很重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压担子”的方式来激发我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记得一次在藏区考察时，刘老师在实习头两天带我们跑了现场，交代了一番注意事项，便让我独立带队完成实习任务。现在想想，压担子是让一个人成长的最好办法。刘老师会有意抽掉你的依赖心，逼着你去想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他让学生成为了真正的思考者，而不仅仅是执行人。 

　　在过去的实习中，刘老师极少表扬我，也许是怕我变得骄傲吧。但当我们任务完成得不错时，他会请大家吃饭作为奖励。那时候教师的收入普遍不高，但刘老师仍会拿出自己的工资带大家去“打牙祭”。在西昌实习时，刘老师买了一头山羊，我们连羊皮都舍不得扔，去掉羊毛后连皮一起煮着吃；在西藏实习时，刘老师给我们煮过一次腊肉，煮过肉的水会浮起一层油，老师舍不得倒掉，就着那层油水再给我们煮菜吃。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肉，如今已记不清个中滋味，但家人般的相处模式却一直留在了我的心中。 

　　念书时，我喜欢跟着刘老师出野外，老师逻辑思维很强，看到一个问题，他会多问一句“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思维模式令我至今受益匪浅。正是因为如此，现在的我仍喜欢和刘老师一起讨论问题，虽然我们的研究方向不同，但我依然可以从与他的探讨中捕捉到“标准答案”之外的科研灵感。 

　　与过去不同的是，刘老师现在经常表扬我，每每当我讲自己的科研进展、学习所得时，他总会说“很好，很好。”从过去的不轻易表扬到如今的时常肯定，这大约就是一份师者父母心吧——从过去的担忧到现在的放心，刻在时间轴之上的既是学生成长的体现，也是师者价值的沉淀。 

　　值此校庆之际，作为一名在这所学校学习、工作近30年的成理人，我祝福母校越来越好。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然进入了新时代之际，没有高水平的师资就意味着没有核心竞争力。感谢我的老师刘宝珺，感谢为成都理工大学一路付出的师者们——感谢你们用自己的过去，托举起了母校的现在。 

　　（节选自王成善：忆我的老师刘宝珺.成都理工大学新闻网.2016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