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院士口述故事是通过院士口述、组织访谈、史料编纂等方式,以挖掘整理广大院士在科研生涯中亲身经历的中国科技界的重要事件、所承担的重大创新成果以及为国家科技事业作出的贡献为重点,以“小故事”的呈现方式,通过多媒体相结合的传播形式,面向公众传播,弘扬科学精神,展示科学家风范,扩大中国科学院和学部的社会影响。

周光召:大协作和科学精神是成功的关键


时间:2022-12-02作者:

  我是1961年2月奉召归国从事“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此前我在前苏联著名的基础理论研究基地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学的研究。当时中苏关系已破裂,去留问题很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恰在此时,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赴苏,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就我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知道了党中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决定回国,将自己投身到“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去。

  我记得回国以后不久,聆听过周总理的一次报告,是在核工业部的一次大会上讲的。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中国自己制造原子弹的重大意义。我深切地感受到一名科研工作者的重任。中国有100多年遭受屈辱的历史,所以中国人对主权、独立的意识非常强烈。解放以后,我们又面临着西方的封锁,如何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是中国人都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刚从那个黑暗的时期过来,亲身经历过列强统治中国的痛苦,所以如何使中国尽快富裕、强盛在全民族中已达成共识。我们都有一个信念,一定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造出“两弹一星”。

  原子弹和导弹的结合研制很早就开始了,甚至在第一颗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之前,就已经知道必须要结合了。核武器是不准备用的,毛主席讲了没有原子弹是不算数的。但是有了以后没有运载工具也是不算数的。核武器如果作为一种威慑力的话,就必须让人家知道这是可以用的,才能起到威慑的作用,起到威慑作用以后,也许反而大家就都不用了。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全国大协作的成果。我们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战争年代如此,在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牺牲个人的利益,为民族大业默默奉献。当时研制“两弹一星”,必须将全国各个领域的优秀科学家集中起来。对这些单位来说科研要受到影响,会造成一定损失,因为当时各单位人才都是稀缺的;对个人来说,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科研进度,影响到出成果,因为当时这些优秀的科学家都在进行自己的实验,有的人可能还会有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去了科研基地,而将单位的或自己的科研课题停了下来。不仅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参加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全国的许多大学和科研单位也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核武器基地主要是武器设计、定型、生产、试验,但是许多部件都是在全国其他的企业完成然后组装起来。比如铀矿的勘探、开采和极为困难的铀的浓缩,以及常规炸药的爆炸过程也都是研究的重点课题。爆炸是一个快速的过程,需要有每秒能拍百万张照片的相机,这样的照相机我们就没有,西安光机所承担了研制的任务。还有,真的去做核试验的时候问题就更多了。比如实验场地谁去准备?实验过程中要测量很多的数据,包括核实验有多大的威力,它产生了些什么现象,它的破坏力怎样,都要有大队伍去做。所以“两弹一星”的实现,实际上是全国大协作的结果。

  那时能达到这样一种大协作的状态与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有关系。在那种环境中工作,没有人会太重视个人,因为这是那么多人工作的结果。而且每个人负责一个方面,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部件都不能出问题。每个人都是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所以你会觉得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所以每次谈到这里,我都会说,我只是其中的一员。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两弹一星”还是自力更生的成果。它实际是从很基础的数据做起。当时国外也有一些发表的数据,但是可靠程度是不能肯定的。比如辐射条件下是否安全,原子核的放射性,铀的浓缩,各种材料的适用条件,用什么样的炸药等等,都需要研究。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对原子弹的理论和数据高度保密,我们根本没有详尽的参考资料。此外,当时在设备上也十分落后,我们还在使用乌提尔式手摇计算机。每进行一次简单的计算,都要摇多次。

  这期间,搞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也都是在尽最大的努力使设备完善起来。比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很快就研制出每秒1万次的计算机,而且是64位的。以后又建造了10万次的、100万次的,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还是真正的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样板。应该说开始阶段有点像搞群众运动,有些地方不是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但是它对于解放思想,打破中国人的自卑、自信心不强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后来不讲科学规律的地方也逐年得到了纠正。特别是在1960年以后,在聂帅领导之下,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作法逐渐得到了纠正。我们完全是按照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进行工作的。

  “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实验与理论是并行的。因为有些理论在大体上论证之后,实验就要开始了。有些理论的正确与否是建立在实验的结果之上的。理论与实验又是互相促进的。

  当时我们在进行学术讨论的时候,民主空气十分浓厚,完全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年纪大小的区别,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那时的领导干部非常重视科研人员,在一项决定做出之前,总是征询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才慎重作出结论,不是随意的。所以这些结论大部分是正确的。核武器进行过多次实验,几乎没有失败过,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现象。

  中国人终于成功了。回顾“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我相信有着优良传统的中国科学家和聪明、勤劳的全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发达、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节选自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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