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槃：回忆聂荣臻对导弹事业的领导与关怀
聂荣臻元帅离开我们多年了, 但他的有关指示仍然言犹在耳。忆当年,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所历经的种种坎坷, 最终打开了军工产品国产化的大门, 走上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我们可以说, 没有聂荣臻元帅的领导和教谕, 中国的导弹事业不知要推迟到哪一年才能发展。我从1956年开始, 到因年事已高退居二线, 一直受聂元帅的教导和关怀, 很多情节, 至今历历在目。谨缅述一二以表怀念。
一、坚持自力更生
1956年9月, 参加五院工作的有关人员, 从全国各地陆续到北京报到。当时苏联政府突然给中国政府一个照会, 提出按中国目前的技术力量, 不足以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开展导弹研制工作, 最好先选派一些中国学生到苏联学习几年后, 再由苏联专家指导他们开展工作。这意味着, 中国要等上几年, 才能开始研发自己的导弹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 苏联于1960年撤走专家, 撕毁援助合同, 苏联的这个建议, 就不可能实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 聂元帅要求已到五院的专家们, 针对“我们下一步应当怎样走?”的问题展开讨论, 让大家各抒己见。经过充分讨论, 大体上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过去我国一百多项工业建设, 都是由苏联提供专家和技术文件帮助我们完成的。导弹属于高新科技, 苏联和美国也都还在发展, 我国的技术比他们落后20年, 想要自己开展研究试制, 做一项自己没有看见过的产品 (当时国内只有钱学森同志一个人见过导弹) , 其结果必然是夸夸其谈, 一事无成, 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浪费。所以应当同意苏联政府的意见, 先派人去苏联学习, 其他事以后再办。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 研发导弹是一项新兴事业, 我们应当抓紧时机, 迎头赶上。不应等到别人有了成熟的结果, 再向他们学。而且德国人开始研制V-2导弹是在1936年。既然大家都认为我国的技术水平比西方国家落后20年, 也就是说中国人今天 (1956年) 的技术水平, 大体相当于德国1936年的水平。当时德国人也没有看见或听说过导弹, 而我们则已经知道导弹是可以制成的。德国人用了8年时间把V-2导弹打到了伦敦, 我们只要认真努力, 也可以用七八年时间研发出自己的导弹。
两种不同意见都反映到国防科委, 主持科委工作的聂元帅认为, 消极等待是没有道理的。他向党中央汇报时, 提出了五院建院的三项原则:“自力更生为主, 力争外援, 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成果。”中央批准后, 五院各方面人员上下一心, 共同努力, 终于使苏联政府改变了看法。1957年苏联政府派遣专家到中国进一步了解工业配套情况, 并在1958年开始提供P-2导弹的生产技术资料。
正当苏联同意提供导弹技术资料之际, 国内掀起了“大跃进”运动, 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情绪。似乎只要发动了群众, 一切技术问题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对此, 聂元帅及时地指出:“自然科学规律是没有阶级性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我们引进苏联的技术资料, 可以加速有关的工厂建设和人才培训, 这是无疑的。但我们不能停留在‘仿制、仿制、再仿制’这样一个怪圈中, 而是要通过仿制, 理解各种导弹生产的‘当然’和‘所以然’, 真正掌握导弹设计的理论, 研制更高技术性能的导弹。”五院全体设计人员, 遵照这一指示, 1960年, 导弹仿制工作完成。此时正值苏联撕毁合同, 撤退专家。五院开始自行设计第一枚国产导弹, 该弹的射程大幅度地提高。但在设计中, 个别人员由于受了“大跃进”的影响, 以“群众意见”为名, 变更了钱学森决定的设计方案, 结果造成第一发国产导弹的首次实验失败。当时流言四起, 认为没有苏联专家的指导, 中国专家是不可能作出完好的设计的。面对多方面的指责, 聂元帅坚持认为, 第一次的设计, 难免有小差错, 应当再接再厉。经过群众的广泛讨论, 恢复了钱学森最初确定的设计方案。又经过了两年努力, 我国第一发自行设计的导弹终于试射成功。这成为中国技术人员有能力自行设计新导弹的示范。如果没有聂元帅坚韧不拔的决心, 自行设计导弹的工作, 恐怕早就半途而废了, 其他军工新产品的国产化设计, 也将无从谈起。
二、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和严格要求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时, 调来的年长的技术领导人员, 大部分是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出身和工作经历, 同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出身成分来讲, 能否让他们参加国防机密工作是需要慎重考虑的。聂元帅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在1961年的国防科技人员大会上, 聂元帅说:对于这些专家的考核, 我们要有“成分论”, 但不能“唯成分论”, 主要应当看他们的工作表现, 不要以“成分论”一刀切。聂元帅的指示, 使所有的留用人员在思想上卸去了包袱, 勤恳认真地投入工作, 在导弹的试制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58年到1960年期间, 由于人祸天灾, 食品非常匮乏。许多人包括机关的工作人员, 因营养不良而生病。这种情况影响了军工产品研制的工作效率。聂元师得知后, 提出向各大军区“募捐”, 请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鸡蛋、鱼肉以及富含蛋白质的花生和豆类交给五院, 分配给广大技术干部, 并同时明确规定不能分给行政干部。五院广大技术人员, 深深感到党的温暖。因此, 在困难时期, 没有一个人因营养不良而出现水肿现象。导弹的仿制和有关科研工作, 得以按计划正常进行。
对技术领导干部的工作, 聂元帅是有严格要求的。有些人认为一项新的技术产品, 其中必然有当时还不明确的环节, 工作中出现差错是难免的, 为了提高技术人员的士气, 应当不对工作中的失误予以追究 (所谓“错了不要紧”) , 其结果是在工作中走了不少弯路。聂元帅认为, 在革命战争中, 敌人的情况也是一个未知数, 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打了败仗可以没有人负责任。在技术工作中, 我们也应当建立技术指挥线。七机部要以钱学森同志为技术指挥员负责全部的技术工作协调。以下各院、部、厂所也应设置技术指挥员 (当时开列了名单) 。各级党委, 要支持技术指挥员的工作, 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同时又要求各级技术领导人要“勇于负责, 技术民主”。在工作中要广泛吸取有关技术人员的意见, 不搞一言堂;在拍板定案时要说明技术或经济上的理由, 并允许有人再提出反对的意见和理由, 请予复议。但不准阳奉阴违, 自行其是。我当时被指定为三院的技术指挥员, 又正值三院开展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新型号任务。在院党委的的支持和全院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导弹首发命中, 顺利地完成了试制任务。在第二次打靶试验时, 聂元帅在百忙之中, 亲临靶场, 目睹了试验的成功。这给予三院全体人员以莫大的鼓舞。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当时没有聂元帅的指示, 而按照“大跃进”的口号“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工作, 把失误归之于“难免”, 使技术管理放任自流, 则“首发命中”的结果必然是无法实现的。
怀念聂帅, 使我再次想起他对科技工作者的最后嘱咐:“我希望全国的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 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 为国增光, 为人类进步多作贡献。”
（节选自中共党史研究.2013,(01):10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