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昌绪：建国前后从欧美归来的材料领域留学人员
早在七八年前，宋健院士就曾发表一篇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文章， 从满清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包括各行各业，也包括我们这批建国前后从欧美归来的人。目前我这篇文章只包括解放前后从欧美归来、而且是从事材料研究和开发的留学生，不包括建国以后派出又学成回国的那批人，因为文章是纪念新中国建立60周年。由于没有对这批回国留学生进行深入的调查，资料掌握不全，在很大程度上是凭记忆、或道听途说，毫无疑问，肯定会挂一漏万，甚至有些不确切的地方，仅供读者参考。
在早期回国的这批留学生中，多数在回国以后仍坚持本行，可也有些服从国家需要，回国工作不久后，改了行。如陈能宽在美国时对金属滑移位错机制很有贡献，张兴钤对金属高温形变理论也很有见解， 但回国后不久，他们便脱离开原岗位从事爆轰物理研究，在原子能事业中做出了杰出贡献。陈能宽还被授予23个“功勋科学家”之一。
李恒德在美国曾研究过原子能材料铍的工作。回国以后派到清华大学当教授。不久，他主持了“工程物理专业”的工作，从而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从事原子能事业。与此同时，他本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还开展了多项研究工作:如锆管生产中问题的解决;核燃料元件的开发;以及新材料领域的开拓，如离子注入、材料仿生等。他是20世纪50年代留美学生争取回国的领导者和带头人。我们在纪念新中国建立60周年的时候， 不能忘记他在当时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精神!
严东生、吴自良、邹元和颜鸣皋等都是在解放前后、美国还没颁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法令之前就回到解放了的新中国的。只有颜鸣皋因是留美科协积极分子，在回国前曾遭美国移民局的扣押。他们回国以后在不同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严东生是我国工程陶瓷方面的学术带头人，他所领导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是我国结构工程陶瓷方面的主力军；该所的殷之文所研发的闪烁晶体更是名扬世界。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吴自良治学态度严谨，是我国物理冶金领军人物之一；特别20世纪60年代初，他所组织领导的、独立自主开发的分离膜，为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做出重大贡献，令世人瞩目，为此， 他也是“功勋科学家”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金属物理化学领域的带头人当属上海冶金所的邹元，早期他为解决包头复杂矿的综合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冶金所方向改变以后，他对半导体材料又提出新的理论。颜鸣皋在耶鲁大学攻的是钛合金，回国以后对我国钛的发展做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首先，1956年我国制定十二年长远规划时，在他倡议下把钛列为重点发展项目之一；第二是当年调到新成立的“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以后，他又建立了我国第一台钛的熔炼炉，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6年通过在波兰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在美国留学生回国的大门基本打开了，回国的留美学生逐渐多了起来，陈炳兆、石声泰、许顺生与黄玉璞，他们都到了上海冶金研究所，分别在自己岗位上做出了一定贡献。如石声泰在我国是著名的腐蚀专家，许顺生的“X射线学”一书成为当时大学流行的教材。
北京钢铁学院是留学生汇集的地方。最年长的魏寿昆老先生和年轻一些的的赵锡霖、章守华及院长张文奇都是早年从国外归来，在旧社会工作多年后才转到北京钢铁学院的。在解放以后回国的有柯俊、方正知、张兴钤和肖纪美等，方和张后来都调到核工业部，柯俊和肖纪美两教授对钢铁学院的发展和国内外声誉的建立起到关键作用。柯先生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任教，原是中科院金属所筹建者之一，1953年回国后，因教育系统的需要到了北京钢铁学院，除了在学术上的建树以外，他对学校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柯先生是古代冶金采用现代仪器鉴定的开拓者，在国际上都有很高声望；他热心材料工程教育， 在教学实践方面做出了特点；他对我国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他对新材料研发与相变研究相结合也做出了贡献，他那诲人不倦的风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肖纪美有很强的性格，一丝不苟，治学态度严谨，他对金属中的氢的研究方面有过系统的论述；他是吾侪中著述最多的一位，为材料教学做出了贡献；特别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独树一帜，每次报告都引人入胜。
北京钢铁研究院人才荟萃， 但在解放前后留学生回来的人不多。孙珍宝早期回国，吴宝榕是在解放以后，在欧特丹大学博士读了一半回来的，他们对我国合金钢体系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我国钢铁企业名扬世界，好像没有解放前后回国的留学生插手其中， 但是我国钢铁工业的崛起是靠早年(1937-1939年)在德国培训过的 (中钢系统) 那批专家，其中包括靳树梁、王之玺、邵象华、杨树荣、李松堂和毛鹤年等。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批人齐集鞍山，力图恢复生产；1948年鞍山解放，他们之中多数为鞍山的大发展做出了贡献。鞍钢是我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如今我国各大钢铁企业，多数是从这里开始。
有色金属人才的培养早期主要出于中南矿冶学院和东北工学院。除了陈新民和黄培云早期回国人员以外，解放前后回国的留学生介入的少，徐采栋在法国从事炼铝，解放后回国在贵州工作，为建立贵州工学院和贵州科学院做出重要贡献；后来从政，曾任贵州省副省长， 九三学社常务副主席。林兰英1957年从美国归来，在中科院半导体所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不但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方面取得突破，对我国芯片制造也有推动作用。化工材料制备的关键在于有机合成，其中催化剂是瓶颈，北京石化院的闵恩泽由于不断创新，在微晶、纳米晶催化方面取得突破，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国科学院北京化工冶金所 (现名为化工过程研究所) 成立于1957年，郭慕孙和陈家镛两位都是1957年前后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研究员，陈在湿法冶金方面颇有成就，如包覆镍粉的制备便源于他。郭慕孙在流态化床方面一直国际领先，工作踏实、研究颇深，近年来， 他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颗粒学会”， 延伸到纳米， 很有特色。
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为我国材料事业捐躯的姚桐斌。姚于1946年取得国民政府第二届公费留学资格以后，先是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攻读冶金，后又到德国。1957年回国后，正值国防部为航天事业组织成立一个“材料与工艺研究所”(703)，他受聘为所长。10年间他广泛利用全国优势力量为我国所需航天材料服务，他的这一模式深得各方赞许，从而保证了我国航天材料完全立足国内，不幸的是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后来国家追赠他为“功勋科学家”。至此， 在解放前后回国的材料科学家中有3位因表现突出、贡献卓著，获得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那就是吴自良、陈能宽和姚桐斌。
在这里还有一个角落没有提到，那就是1953年成立于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这个所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建所以后几乎所有学术带头人都是解放前后由欧美回到祖国的。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及其夫人何怡贞 (中国第一个物理学女博士) 1949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1951年到沈阳。所长李薰在英国14年长期在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和他在一起的张沛霖 (物理冶金) 、张作梅 (压力加工) 和方柄 (冶金) 也都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研究工作的第一线;庄育智在利物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也回国加入了金属所的筹建工作。
此后，师昌绪（1955年)、郭可信（1956年)和斯重遥 (1957年) 及吴鼎铭 (1960年) 等分别从美国、瑞典和德国归来，从而具有不同风格的学术带头人汇集到金属所这个研究集体。更重要的是这个所的高景之书记是“一二·九”时代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通情达理， 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大分子政策， 目的是使金属所“出成果、出人才”， 而不是你争我夺，强调“谁说了算”。因此，科学家们尽职尽责，各显其能。李薰作为所长很少干预别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鼓励人们做“老祖宗”的工作(意思是指首创、有发展前景的工作)。这期间尽管彼此有不同看法，却也从未发生互相拆台，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做法。因为他们是为国家的早日富强而坚守岗位，而不是为了争高低而互相践踏。这就形成了长期以来金属所有一个良好的学风和作风，一直延续至今。
这十几位在解放前后回到国内的学术带头人在各自岗位上都作出了贡献，特别在与国防有关的材料及工艺的开发方面，做出了不少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在基础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的成果， 金属所在人才培养方面更为突出，研究生的水平一直名列前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金属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中，有23人获得学部委员或院士称号，这主要归功于他们的团结合作、学术自由与良好的学风。金属所是留学生回国后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缩影，一方面那里有较好的工作环境，更重要的是当时回国的这批学者，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国家的繁荣富强。
建国前后，从国外归国的留学生在材料领域究竟有多少，至今也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节选自新材料产业 2009，(10):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