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我曾经结下过不解之缘, 它的前身是两个民间组织, 即中国自然科学学会联合会 (简称科联) 和中国科学普及协会 (简称科普) 。但现在知道这一“协会”的来龙去脉, 参与过它的发展演替过程的可能已经寥若晨星了。经过半个世纪, 曾经领导过这两个团体的某些科学家如竺可桢、梁希、周培源、茅以升等等, 著名科学普及工作者如高士其、周建人、袁翰青等前辈都已先后离我们而去。因此, 看起来颇有责任, 就我所知, 将这段史实回忆一下, 以供来者参考。

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大约实际开始于1910年, 即辛亥革命前后。例如植物学界, 我的太老师钱崇澍 (雨农) 的三篇有关植物分类、植物生态、植物生理的创始性论文就都发表于1916年, 即距今83年前我刚呱呱堕地的那一年。钟观光也在那一年才开始他的采集壮游。而植物学会就是差不多和几大学会如中华医学会、中华农学会、地质学会、气象学会等等在五四运动, 大谈德 (民主为德谟克拉西) 、赛 (科学为赛恩斯) 二先生之后, 先后于二十年代才开始活动。这些学会就是科联的奠基石。与此同时, 一些早期坚持“科学救国”的志士能人 (很多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 如任鸿隽、竺可桢、丁文江、翁文灏、秉志、胡先骕等人, 在国外留学期间, 就从共同志向和爱好出发, 组织起“中国科学社”这一横贯科学各门的民间团体, 出版“科学”杂志, 办起生物研究所之类, 做当时的高级科普教育和科研工作, 鼓吹“科学救国”。这时也有一些个人如高士其、周建人、梁希等大都在野, 从事一般的科普工作, 企图唤起民众, 教育后进青年倾向进步, 热爱科学。及至国民党政权腐败反动民生凋敝、解放战争如摧枯拉朽, 大厦将倾之际, 随着各大学学生社团的风起云涌, 也有一些小的科学团体应运而生, 如出过几年正式刊物的“科学时代”社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小团体于解放之初合流, 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成“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并得到竺老、梁老等的支持, 与此同时或前后, 在国外 (主要是英美) 也由一些晚期的进步留学生如曹日昌等, 与世界性的科学界进步组织挂钩, 也属“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老解放区延安则有恽子强, 乐天宇等组织了和延安自然科学院呼应的“自然科学社”。在东北新解放区也有武衡等组织的“东北自然科学会”, 这些力量就是后来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的骨干, 未来科普协会的张本。

大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就由这4个团体出面, 筹备7月召开的科学会议, 目的在于团结全国科学工作者, 为全国人民服务, 检讨以往科学工作的得失, 订立工作纲领, 及设立全国科学界联合组织。此会于当年7月15—18日召开, 改名为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 (筹备会) , 由梁希、竺可桢、贺诚3人主持, 分理、工、农、医4组, 从到会700人中选出参加新政协代表竺可桢、梁希、茅以升、李四光、曾昭抡等24人, 并推竺老为团长。此会我因为在当时北平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委员会触电伤腰住院, 未能参加。由该会拟定在次年, 即1950年8月17—20日, 借清华大学礼堂召开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 我因为已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 就随科学院的代表们, 如竺老、丁瓒等一起参加了。当时全国登记核准的“理、工、农、医”科学工作者共37797人, 正式选出代表人数已记不清 (总约千人吧) 。此前实际以科学院为后台的科代会宣传委员会, 负责消息和发展新闻的召集人何成钧、汪志华 (后均在科学院计划局) 等都是清华科学时代社的老同志, 所以经过讨论内容和请示梁老, 我就被推为写闭幕词的捉刀人。此文见于本次大会的文件, 但出版于梁老逝世25年后, 即梁老百年纪念的《梁希文集》中并未收入。就在这会上, 科联、科普两个解放后的民间组织就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公推梁老为总队长向毛主席致敬。而解放前存在过的4个“流派”从此也就自然消失, 不再活动, “科学”杂志则由科学院编译局代出过若干年。科联由竺老领导, 科普由梁老负责, 直到他逝世, 两个组织“合署办公”达10年之久。而两者又合并为“科协”则是在1958年9—10月间在范长江同志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全国科联会员已达10万人, 科协会员113万多人。合并后的科协第一次大会在杭州召开, 我因调昆工作就没有再参加过什么活动, 直到我在昆明任科协主席以后才又开始和全国科协取得联系。

竺可桢先生事迹有《竺可桢传》、《竺可桢日记》等等行世, 是不会被人遗忘的。但梁希先生可能渐渐“鲜为人知”, 这里应该介绍几句。

梁希 (1888—1958) 诚如茅以升先生在为其文集作序时所说:“是我国杰出的林学家、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1941年他率先写出“用唯物论辩证法观察森林”一文。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林业部长, 在“新中国的林业”一文中, 曾全面规划过中国林业建设的4大任务“普遍护林, 重点造林, 森林经理, 森林利用”, 也就是他最早十分关心维护生态平衡问题。他既指出美丽的远景“……替山河装成锦绣, 把国土绘成丹青”。又主张依靠广大群众绿化祖国。实质上他是科学界新思想的启蒙者, 一个进步的思想家。

我调昆明, 当时省科协主席气象学家陈一得好象已经逝世, 我仅在翠湖边的一个小机关里拜会过科协负责人马仲鸣。以后与蔡希陶、曲仲湘、朱彦丞等稍稍加强了植物学会的工作, 作为科协的后盾之一。总之, 1958年以后, 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引下, 科学工作者自己的活动少得可怜。“科学家之家”这一提法虽是1953年我参加过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 回国后所提倡的, 但一无经费, 二无传统, 始终没有搞起来。

直到文化革命前后, 我和李雨枫、张学贤两位主席也有些接触, 但直到我卸掉“所长”、“院长”“科委副主任”等等担子之后, 才由苏音同志动员我回到科协工作。为了发挥余热, 我也像承担“农业研究中心主任”的头衔一样, 作为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承担起来, 然而这也已是10多年前的事了。事后我才知道, 苏音是我大学同级不同行, 在校时素不相识, 亦无往来, 是曾做过拉萨市长林亮的老伴。我努力干了一届, 又担任了两届“名誉主席”, 我感到十分荣幸。

（节选自学会.1999,(09):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