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古稀之年，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战——我患了喉部鳞癌。病榻之上，回首我70多年的人生，少年时代对化学的兴趣似乎注定了我这一生的努力方向。而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也让我深深体会到，科研成果是决不能靠所谓“短、平、快”拿到手的。科研工作中苦恼与欢乐并存，苦恼是绝对的，而欢乐只能是“昙花一现”，但为了这短暂的欢乐，我们却无怨无悔地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

求学，兴趣指引终生方向

我幼年时，父亲在一家首饰行工作。他16岁就出来学生意，满师后一直在柜台上当销售。一家四口住在12平方米的三层阁中。青少年时我过着上海旧里弄的“野”孩子生活。

回想起来，求学时代的很多东西让我受用一生。大学里我学的是俄文，工作上要用的大多是英文，中学时学习的英文，再加上自学，让我受用一辈子！

很多年后，我从事材料方面的研究，每一项成果都和化学有关，而我对化学的兴趣，正是从初中时开始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和我哥讲解过化学反应式。高中毕业后，我曾在一所夜校中当过一学期化学教师。自己准备各种药物器皿，做实验给学生看。有一次做制备氢气实验，爆了一声，同学们都呆了，我却感到很带劲。后来考大学时填的第一志愿就是化学系，奠定了我的终生方向。

大学四年，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前身）。

科研，为国防事业作贡献

1972年周总理提出科学院的工作应往高里提。这是多好的一个机遇啊！我立即向所里提出我要做“改善陶瓷脆性”这一研究课题，并在所里第一个做了开题报告。我总算有机会做我想做的研究题目了。我们选择了纤维补强的途径。首先，从比较基础的纤维与陶瓷的化学和物理相容性研究着手。正当我们全身心投入工作时，我却接到通知要去地处奉贤的上海市科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其间，我们的课题差一点被取消。

最后课题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人员除了我和谢瑞宝外，还有三人。组长是研究所机电工厂的工人师傅。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纤维／陶瓷系统，据此研制出了一种新的纤维补强陶瓷基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具有极高的强度，韧性也极佳。耐热性能也很好。但是，性能这么好的材料可以用在哪里呢？我和谢瑞宝跑了很多单位，介绍我们的新材料，但终究没有找对门道。

机遇来得非常凑巧。当时，国家正在为一种国防用的关键材料安排攻关。上海市科委来了两位同志，要我们研究所承担一种新的高温材料的有关热学和力学性能的测试。我们抓住机会，向他们提出我们也有一种新的材料，是否可以和它同时参加测试。

不久，国防科工委召开会议，讨论研究有关问题。我被邀请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报告了我们的新材料。听着我的发言，会议的参与者都露出了疑虑的目光。虽然没有听说国外有用这种材料的先例，但也不反对做实验。之后我们就全力以赴地去研制各类试验样品，去参加在各种工况下的烧蚀试验。

不久，“长征号”用的巨型火箭发动机需要试车，可以同时利用发动机尾喷流进行高温烧蚀和热匹配试验，因此要制作出1：1的实样。当时言明，无论哪个材料，谁能先拿出1：1的实样，就用哪个材料做试验。于是，我们的材料变成了并行方案。所里组织了一个以严东生教授为首的执行组长，茅志琼和我被任命为副组长。然而，做1：1实样谈何容易！小工艺放大成大工艺，很多方面需要从头做起。其中最关键的是要造一台当时全国最大的热压炉和大的成型设备。

为此，研究所全体动员，群策群力，具体的工作由来亭荣和匡杲二位同志负责，二室设计组和机电工厂也有同志参加。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前期工作，可以开始做大件实样了。然而科研工作当然不会那么顺当！制作出的实样一个接一个失败，到第五个总算勉强做成。抱住这个1：1的实样，真像抱着儿子一样高兴啊！既然我们的实样率先做出来了，当然就用它做试验，试验是在山区的一个基地进行的，严先生和我去看时，实样已经安放在距离发动机喷口约1米的基座上。试验时我们在半山腰的一个观察孔中观看。倒计时结束，只听一声巨响，地动山摇，发动机喷口中喷出巨大火流，直冲到我们的实样上，隐隐可以看到呈金红色的实样被巨大的火流包围，接受着高温和高速气流的冲击。试验时间只有1分钟左右，我却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

发动机的声音消失了，远远望去，只见实样仍然竖立着，没有什么异样。不久，实样就和底座一起被向外平移出来。离开中心位置约2米后，两旁的消防水龙头喷射出强大的水柱，洒落在实样上。这一工序，事先并未通知我们。大家都知道，陶瓷材料最忌急冷急热，何况如此激烈。我们当时真的急坏了，好不容易等了半个多小时，允许到现场去看了，我简直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奔现场。跑到实样边上一看，立即松了一口气，我们的“宝贝”只在表面上蒙了一层白色的物质，似乎无恙，当然还需卸下做仔细检查才能确定。事后知道确实很好，只被烧蚀了一点点，试验是成功的。接下来就决定做飞行试验。先后做了多次高弹道和低弹道的飞行试验，结果都很好。

1980年5月18日，我国成功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上就有着采用我们研制的材料制作的部件。在这么重要的部位使用这种全新材料是史无前例的，是我国的独创。

有热，就要发一分光

2003年8月我被确诊患上了喉癌，8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为学生做了一次学术报告，讲了一些过去从未公开过的内容。这是我最后一次用自己的嗓音做报告，讲完后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难道这就是我科研生命的终结了吗？面对这残酷现实我做不到泰然处之。2003年9月我做了第一次全喉切除手术，气管改道，在下颚下面开了一个孔作为出气口。但已不能发音，只能用手写。2004年11月17日进行第二次手术，前后进行了10次化疗和56次放疗。之后，每年一次的PET检查，已发现不到癌细胞的活动，当然，我仍然是一个“带瘤生存”的人。

2003年郭景坤在全喉切除手术前作最后一次学术报告

术后修养的日子里，我曾一度情绪非常低落，于是买了一把大提琴，请了一位音乐学院的学生来家教，教了7次，又发病了，就将提琴带到病房，想到就拉几分钟。现在至少可以拉一段曲子了！除了对音乐的喜好，生活中的我还非常热爱美食，偶尔会自己下厨煎牛排。动手术后，夫人怕我吸入油烟，不让我下厨。常常是我发表意见她掌勺。

现在借助电子喉发音，我可以近距离地与人交流，嘴巴不能说话，但只要我还有一分热，我就要发一分光。现在我已经不再招收学生了，但尽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最近在写一本书，想总结一下我在高温结构陶瓷研究方面的思路形成及其发展，请两位学生帮助共同写作。不想作为教材使用，因为不拟作系统的学术上的讲述，也许对高年级学生和研究人员有些帮助。光不在强，有热则明。只要我的微弱的光能为国家再做点什么，能为家乡和祖先前的长明灯中添上一点油，吾愿足矣！

（选自《新民晚报》，2010年4月9日B2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