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自尹（右）用中西医结合方法为病人治病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我是195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华山医院内科。1955年，院党总支书记根据党的中医政策，突然找我去谈话，他说：“当前西医普遍存在歧视中医的不良倾向，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医，却要否定中医，这是不科学的态度，派你去学中医。就是为发扬中医的精华，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就这样一席话，决定了我的事业和道路，我亦从此认定发掘中医科学内涵是我毕生的重要使命。

组织上安排我学中医是传统的从师方式，指定著名老中医姜春华为我的老师，以前无缘接触中医，对中医是一无所知。所幸姜老是一位开明而富有创新的导师，他要求学中医经典著作时不死背条文，在乎理解这些著作的精髓所在，从繁复的条文中认识与提炼辨证论治的规律。随姜老临诊看到姜老在治疗一个哮喘病人时，考虑发病的环境、季节、体质的改变、诱发因素的不同，先后采取了四种不同的处方；又看到在西医看来是完全不同的病，如疟疾、痢疾、哮喘、乳糜尿，在病程的某个阶段出现“气虚”症状时，姜老采用同一个“补气”处方，都得到很好的效果，使我体会到这种“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充分体现富含哲理的辨证论治精神。要学好中医，就是要把握好中医学里面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姜老在学术上独具的洞察力及临床治疗上求实效的风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姜老采取巴豆为主制成的巴漆丸辅以健脾利水汤药泻去肝硬化病人顽固性腹水，卓有成效，当我已总结到96例的时候，解放日报从来信中得知这一消息，来找钱惪院长（也是国内传染病寄生虫病权威）希望做一些报道，钱院长听了我的报道也是半信半疑，认真地每天到中医病房，用皮带尺为病人量腹围，在一个星期里亲眼看到腹水逐渐消失。这还不算数，钱院长也专收了一个肝硬化腹水的病人，用西药硫酸镁企图泻水而未能成功，证明中医用巴漆丸泻水是有其独特之处，只是还说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于是钱院长和我分别撰写的中医治疗肝硬化腹水有效的稿子同时见报，对当时医学界振动很大。钱院长的科学态度使我想要回答中医是否科学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也奠定了学习与发展中医的信心。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参加上医组织的中医研究课题时，发现在西医看来是完全不同的六种疾病，当其某个阶段出现中医所称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中医补肾的方法提高疗效，这分明是“异病同治”，“异病”既然可以“同治”，说明不同疾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中医的“肾”不同于西医单管泌尿系统的一个器官－－肾脏。明代发展起来的命门学说，把“肾”看得像生命之门那么重要。“肾”不但是先天之本，还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衰老的全过程。肾阳温煦着全身各脏器的阳，肾阴温煦着全身各脏器的阴，似乎是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我就在试图以研究“肾”本质为突破口，经历40多年漫长的探索，认准目标，就此叩开了中医理论研究的大门。

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上医生化教研室同仁精诚协作，最初是在采用现代各种检测指标筛选中，发现按中医辨证标准，符合“肾阳虚”的病人都有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的证据，这是通过“异病同治”的研究途径，找到了肾阳虚证的初步物质基础，也可以说找到了中西医结合点。接下来我们根据人体已知结构顺藤摸瓜，追本溯源，进行科研设计，从三组人群（正常人、肾阳虚病人、肾阴虚病人）的神经内分泌全套测定的比较中，得出肾阳虚病人中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上不同环节、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初步结论，除了在国内发表论文，还编写了《肾的研究》，此书两次被日本译为日文版广为发行。这一研究结果在国内7个省市的有关医院和远在日本的高雄病院被重复证实结论是一致的，它实现了科学研究中的可测量性和可重复性，初步表明中医的“证”并不虚玄，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进一步对下丘脑一垂体所辖另外两个轴（甲状腺和性腺）进行比较性研究，结果得出与肾上腺皮质轴相同的结论，至此可推论肾阳虚证的主要发病环节为下丘脑。

中医的五脏不同于西医解剖上的脏器，而是五种功能态，所以需要采取针对肾阳虚证有效的方药，通过以药测证的方法来观察不同方药，比较其功能态的变化。进入90年代，采用分子水平的检测方法，用不同的方药，在肾阳虚证模型上进行比较，结果证明唯有补肾方才能提高下丘脑的促肾上腺皮质释放激素的基因表达量，这样就准确地指出肾阳虚证定位在下丘脑，下丘脑是肾阳虚证的调节中心，至此，不断地用先进的科研手段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

肾虚和衰老是相对应的，补肾方药对老年性的神经内分泌免疫改变具有全面的改善作用，而健脾方则不能。补肾方药中具代表性的成分（EF），可以使4种生物模型延长寿命，而且从基因水平上观察到可以“逆转”衰老的进程。

“肾”的功能很广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关系到人的一生中生长、发育、壮盛、衰老这个必经的过程，在《内经》中有经典的描述。肾气旺盛则充分地生长、发育、壮盛；肾气虚衰则渐趋衰老，如果中年人显示肾虚症状，如腰脊酸痛、腿软、双耳失聪、齿发脱落、性功能减退等则属于“未老先衰”。我们曾对平均40岁的典型肾阳虚病人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两组人群进行下丘脑－垂体及其所属三个靶腺轴全套测定的比较研究，发现肾阳虚病人和老年人在下丘脑－垂体所属靶腺轴上具有极相似的反馈调节能力异常。进一步观察补肾方是否能延缓衰老，将90例正常老年人随机分为三组（补肾、健脾、对照）进行双盲对照，临床治疗比较，作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检测，结果补肾组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都有明显作用，而健脾组仅能提高免疫功能。相应的动物实验，专为观察补肾方和健脾方对老年大鼠的下丘脑、垂体、功能影响的比较研究中，观察到补肾组显示对下丘脑、垂体各层次的神经递质、激素以及免疫功能的老年性变化具有全面的改善作用，而健脾组仅有零星的变化，至此，通过临床和动物实验具有一致的结果，说明补肾法确能延缓衰老。

沈自尹（左）指导博士研究生（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干细胞是生物学上又一次革命，干细胞有两项最基本的功能：“自我更新”和“定向分化”，以代替被损坏的组织，使它成为再生医学的支柱，目前国际上对干细胞的研究着眼于移植和克隆。中医理论里“肾藏精”《内经》：“肾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干细胞的习性平时也处于休眠状态，故而通过药物激活内源性干细胞从而改善再生反应，与从外部植入干细胞是全然不同的新思路。我们的前期工作说明EF在天鼠肾上腺受抑模型上能使肾上腺皮质干细胞在外侧增殖，并向内侧迁移和分化，从而形成肾上腺皮质各个功能层。此外，EF还可激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使它们增殖分化。这种工作还只是开始，有待深化，希望能将祖国医学“肾藏精”的朴素认识，提升到现代科学的理论高度。

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西医结合肾的研究，在肾阳虚本质、肾虚与衰老、肾藏精三个方面。按照中医整体观的思路以及与时俱进的科学前沿如基因组学、系统生物学和干细胞的研究方法，在团队和交叉学科的支持下，陆续取得原创性成果。在这当前讲求经济效益的氛围下，特别需要有勤勤恳恳、耐得住寂寞、具有为科学献身中医药事业的团队，这样才能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并引向深入。

（节选自《我的科学生涯》，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