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彭一刚(左)在北京主持首都博物馆国际建筑设计方案竞赛评审会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1932年9月3日，我出生于安徽合肥。然而记事时，已随家人在安庆（当时的安徽省会）生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躲避战乱，五岁的我随家人迁至皖西的立煌县（今金寨县）。尽管烽火连天，年少的我却未识愁滋味，在这座偏远山城中度过了愉快的童年。那里山明水秀，花木扶疏，宛若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以至多年后仍令我魂牵梦萦，满怀美好回忆。

因战事辗转，小学六年我换了三所学校，但每次搬迁都得以顺利转学，从未中断学业，可见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我自己也丝毫不敢懈怠，即使抱病在家，也唯恐耽误功课。小学毕业时成绩优异，报考初中更在两百余名考生中名列第二。

升入初中后，我一度放松了学业。一方面是出于骄傲，自恃聪颖而不肯下苦功；另一方面也因兴趣广泛，分散了精力。我自幼热爱绘画，也喜欢动手制作玩具。小学时便钟情美术课，却总觉得老师所授内容过于简单，难以满足。那时，身处偏远山城的我，心心念念想得到一盒水彩颜料，几经周折终于如愿。如今想来，正是这盒小小颜料，对我绘画兴趣的培育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战时皖西物资匮乏，记忆中几乎没有什么儿童玩具，我便自己动手制作。或许是生于战争年代，我尤其迷恋飞机、坦克、大炮等兵器模型。虽无人指导，仍用马粪纸等简陋材料，做出了许多模型。最难忘的是一辆用橡皮筋驱动、能缓慢爬行的坦克。那段时期，我的考试成绩虽然平平，却在培养绘画兴趣、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方面获益良多。

进入高中后，我开始奋发学习，成绩逐渐回升。1950年高中毕业，选择大学专业时颇费思量。攻读工程学科的目标虽坚定不移，具体方向却犹豫不决。当时机电类专业堪称热门，我对动力和机械也怀有浓厚兴趣，本应顺理成章地报考这些方向。然而，对绘画的挚爱让我难以割舍。几经权衡，最终选择了建筑系。如今回望，这一选择多少带有偶然性。出于对唐山交通大学的仰慕，我报考了该校建筑系，入学后才知交大的优势在于土木与采矿专业。好在建筑学的成材主要依靠自身努力，加之交大校风严谨、传统优良，我便全心投入了紧张的学习。

大学时光转瞬即逝。原为四年制的学业，因建国初期国家急需建设人才，被缩短为三年。而这三年间，又接连经历了抗美援朝、参军参干、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真正用于学习的时间仅两年左右，仿佛刚踏入校门便已面临毕业。

毕业分配是人生的又一十字路口，往往决定个人前途与命运。临近毕业时，何去何从总在脑海中萦绕。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除少数大型设计院能承接重点项目外，多数设计单位的工作内容较为普通。留校任教则至少能在“象牙塔”中获取精神滋养，譬如还有机会接触到国外图书期刊。不过，当时的毕业分配完全由组织决定，个人并无选择余地。所幸在毕业前，我被抽调参与院系调整后的天津大学建校工程设计工作，实则借此留校补充师资。这恰好与我的个人志趣相合。

由于师资严重短缺，我毕业后不久便走上讲台。初次授课并未感到吃力，反而颇受学生欢迎。这一方面得益于自身努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老教师、特别是徐中先生的悉心指导。徐先生学识渊博，艺术修养深厚，教学经验丰富，自执教唐山交大便深受爱戴。学生时代我聆听他教诲的机会不多，留校任助手后，得以朝夕请教，受益匪浅。

参加工作后，我对本职兢兢业业，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当时，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各种批判接踵而至——“重业务轻政治”、“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帽子一顶接一顶。学术思想批判更令人无所适从。建筑学兼具科学与艺术双重属性，建筑设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艺术创造，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被视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而我因对建筑美学抱有浓厚兴趣，更被指为向学生灌输“唯美主义”的典型。在此氛围下，从事学术研究举步维艰。

这种情况直至1975年才略有转机，大学正酝酿复课，急需开设制图与绘画类课程，便将筹备任务交予我。我对建筑绘画及表现图本有专长，沉寂多年后重拾旧业，倍感振奋，于是着手编写教材并绘制大量插图。初稿反响良好，遂萌生出版之念。经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联系，竟获欣然接纳。就这样，我的第一部著作《建筑绘画基本知识》顺利问世。该书不仅得到出版社肯定，还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赞许。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建筑师拉普森评价道：“即使在美国，这也算得上一部优秀的建筑绘画著作。”他回国后又来信称：“我与学生讨论了你的书。尽管大家不懂中文，仅从插图便能理解主要内容，并产生了浓厚兴趣。”

首著的成功，激发了我持续的写作热情。此后便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建筑空间组合论》《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创意与表现》四部专著。此外，我还将《建筑绘画基本知识》修订再版，更名为《建筑绘画与表现图》。

我自青年时期便对建筑设计抱有浓厚兴趣。然而高校工作毕竟不同于设计院，教学与科研总要占去相当时间与精力——著书撰文便耗费了我大量光阴。尽管如此，一有机会我仍满怀激情地投身建筑创作实践。为确保设计意图完美呈现，我事必躬亲，许多工程的方案设计都亲自绘图，力求精雕细琢；施工期间则不辞辛劳，坚持深入工地现场。

2004年4月，彭一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施工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建筑创作实践与著书撰文不同，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多外部条件的制约。建筑师的功力、修养与敬业精神固然至关重要，但良好的外部创作环境同样不可或缺——否则即便构思再精妙，也难以真正落地。当然，建筑师也需善于倾听各方意见，切忌固执己见。这其中，机遇往往起着关键作用。若恰逢优质的项目、开明的建设单位、通达的领导与负责人，加之较为充裕的资金支持，设计构思便能挥洒自如，也更容易实现。

然而世事常难尽如人意，机遇也往往可遇不可求。正因如此，我并不热衷于那些规模宏大却掣肘颇多的项目，反而更愿投身一些规模虽小却能自由施展的工程。例如，我主持设计的天津大学建筑系馆、甲午海战馆、山东平度公园、福建漳浦西湖公园、王学仲艺术研究所、北洋大学100周年纪念亭等都是一些规模小的建筑，皆力求赋予其鲜明的特色与个性。在构思过程中，还尝试探索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努力创造出兼具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的建筑新风格。这些项目落成后均获好评：天津大学建筑系馆被评为建国四十周年优秀建筑设计，甲午海战纪念馆则荣获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我从事教学工作四十五载，门下弟子遍布四方，加之著书立说、投身建筑创作，在业界确有一定影响。特别是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在许多人眼中似乎已“功成名就”。因此，常有年轻朋友问起我的“座右铭”或“成功之道”，这既让我感到为难，恐怕也会令询问者失望——因为我既无什么座右铭，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功秘诀。

若一定要总结在工作中取得些许成绩的原因，无非是两点：其一，扬长避短，走自己的路。我选择建筑学，正是出于个人志趣。在兴趣驱动下，无论工作还是学习都充满热情，甚至不知疲倦，自然事半功倍。其二，集中力量，聚焦一点。平心而论，我既无过人天资，也不算格外勤奋。正因有此自知之明，工作中我始终避免铺摊子、拉长线。虽然整体上并无突出优势，但通过将时间与精力高度集中于局部，反而能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我所取得的些许成绩，大抵源于这两点体会，此外并无其他窍门。

（节选自江淮文史.2002,(02):3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