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南极点的秦大河（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这是我的名字“大河”的由来。

1947年，我出生在兰州，此后的48年时光，是甘肃这片广袤的土地，和宁静宽阔的黄河水滋养着我。如果说祖籍山东带给我的是骨子里的豁达，那么甘肃则在悠长的岁月中将坚韧揉进了我的血脉。

我的专业是自然地理学，在很多场合，我多次这样推荐甘肃：甘肃位于我国内陆的核心地带，地处青藏高原、阿拉善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会处，受西风、东亚季风和高原气候影响，是典型的气候变化敏感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造就了波澜壮阔和瑰丽神奇的自然风光。确实是这样，如果说中国有哪个省域可以如此包容地接纳多种地貌和气候类型，让各类自然景观完美地呈现在一条狭长地带之上，甘肃一定是其中之一。从陇南的绿水青山、甘南的肥美草原，到敦煌的丝路风情，甘肃之美无与伦比！

我从小生在甘肃，长在甘肃，对甘肃的一山一水，都有特别的感情。因为地处大陆腹地，冰川融水滋养的绿洲造就了河西走廊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县域。这种以水共生的景观不仅呈现了甘肃的自然风光，更滋养了甘肃人特有的精气神。

我相信，心怀自然的人是极容易受到环境熏陶的。河西走廊、腾格里沙漠、祁连山脉，黑河、洮河、白龙江，大西北的雄伟、苍茫感让我对大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小学时，我写过一篇题为《长大要做探险家》的作文，里面有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我要让我的脚印，踏遍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于是，冥冥中我和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能进入中国科学院冰川所工作，谢自楚先生是引路人。记得我在读大学一年级时，翻看过一期《地理学报》。其中，中国当代冰川学奠基人施雅风和谢自楚写的《中国现代冰川的基本特征》一文，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篇文章描述了中国现代冰川的美景，因受到气候、地形条件影响而形成，有着很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这让我对冰川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当面拜见两位老先生，并期望能从事冰川学研究。这之后机缘巧合，我见到了谢自楚，那一次拜访我们相谈甚欢。后来，谢自楚很感慨地说：“现在根本没有人想搞冰川，都认为干这行太苦，秦大河却找上门来要搞冰川！”这一次的毛遂自荐，成了我生活的转折点。虽然，此后的生活轨迹与我的理想截然不同，但是心里的科研梦和冰川梦却一直没有离开过。

1978年5月，我被调进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所。当时，我考研究生的一试也已通过了。就这样，我开始了对冰川真正的研究。那些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我曾努力一一抵达，如甘肃祁连山七一冰川、川西贡嘎山海螺沟冰川、滇北玉龙山白水冰川、乔戈里峰北坡的K2冰川和音苏盖提冰川、珠穆朗玛峰的绒布冰川，等等。甚至在70岁以后，我仍无法停止远赴北极、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冰盖腹地进行野外工作的脚步。我超乎寻常地热爱着每一次科学考察。在别人看来这些地方充满艰辛、寂寞、危险，但是因为骨子里的热爱，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当别人问我什么时候不去野外，我都会说只要还走得动，只要不给别人造成负担，我就一直走下去。

生命本身就是一座不易攀爬的高峰，我们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最后的抵达做准备。1983年和1987年，我先后两次到南极冰盖进行冰川与气候变化科考。南极是每一个热爱冰川的研究者心心念念想要前往的圣地。因为这里不仅有着全世界最大的现代冰川，更因为它强烈地参与着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科学家，如果能够深入南极冰盖腹地，进行实地考察，采集雪冰样品，我们就有了研究全球气候环境演变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心怀这样的信念，我在1989年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科学考察时，毫无退却，一往无前。

秦大河在南极内陆（南纬86度）2米雪坑内采样（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而今，距离那年南极科考已经过去了30余年，但是其中很多细节，我依然记忆犹新。我在20世纪末出版的《我是秦大河》和《秦大河横穿南极日记》里，曾讲述了在南极的冰天雪地里度过的日日夜夜，那暴风雪肆虐的莽莽南荒和在狂风中弯腰呻吟的帐篷，那一个个顶风蹒跚前进的考察队员和拉橇的狗队，每一帧记忆都是如此鲜活。我清楚地记得，踏上征途的第一天夜晚，6名队员藏起对前方未知的6000公里旅程的忐忑，举杯庆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时的情景；清楚地记得，在白皑皑的极地冰原上挖出的一个又一个雪坑，以及大风卷起的细雪打在脸上的冰冷和疼痛；更是永远记得，在终点和平站6名队员紧紧拥抱，为这场人类的勇敢探索而流下的欢乐、欣慰的泪水。

更为庆幸的是，我顺利完成了科学考察任务，带回了南极腹地珍贵的雪样和宝贵的科学记录。这是我至今想起来，依然尤感欣慰的事。在前行的过程中，我每跨过半个纬度就挖一个不同深度的雪坑，接着要观测剖面、测量雪层密度、硬度，并在雪坑里采集雪样，然后装入事先净化了的塑料小瓶中。因为白天要赶行程，采样工作只能在傍晚休整时进行。每10个纬度，要挖一个2米深的雪坑，在雪坑里每2厘米采集一次雪样，一个雪坑就有100个雪样瓶。记得在“不可接近地区”里，我花了整整6个小时才挖好一个2米深的雪坑。那里海拔高、缺氧，挖上几下，就得停下来喘口气。等到我回到帐篷，手指已完全冻僵，笔都握不住。还有一次，救援飞机来访，飞机携带的“病毒”感染了我，我发起了高烧，考察队为此专门休息一天，以照顾我的身体。尽管在高海拔地区发高烧是极度危险的事，但同伴的鼓励和关心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如今想来，倍感温暖。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雪样和考察日记如同生命一般重要。在跨过极点以后，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精简装备。为此，在帐篷里召开了我们6位队员的“国际会议”，大家一致同意这样做。同伴们忍痛割爱，掂掂这，掂掂那，惋惜地丢弃了许多东西。辛苦采集的珍贵样品，我是无论如何都舍不得丢弃的。于是，我丢掉备用的衣物，又偷偷在枕头里塞满采样用的空瓶，把采集好的雪样瓶分装在三四个箱子里，带上征途。1994年，这一段经历被甘肃省话剧院排成话剧《极光》，我被给予很高的荣誉。现在回头想想，尽管曾因为这样的举动让自己身临险境，但是，如果重新南极考察时秦大河挖雪坑采样再来，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身为一个科研人员的本能。斯科特和他的科考队员在到达南极点返回的途中，在现今新西兰的斯科特基地遇难。人们发现他们的遗物时，看到雪橇上还有几十公斤的岩石标本。队员们是疲劳、饥饿致死的，但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们仍然没有舍得丢掉那些标本。人在极端环境下，很容易甄别出生命的真谛，斯科特的精神就是我的信念，亦是我的追求。

（节选自人文甘肃．第十辑，2024－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