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济生和他发明的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一根小小的银针，为什么能够代替麻醉药，为手术病人止痛？

1965年9月，我正在北京医学院研究中枢神经系统对消化功能的调节作用。一天，北医党委书记彭瑞聪找我谈话，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通过卫生部长钱信忠下达的指示，要抽调专人研究针灸麻醉，用现代科学理论，揭示针刺镇痛原理。这次谈话成为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从此，我和祖国的神奇针灸，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过45年，先后近200人参与的潜心研究，针灸镇痛的谜底，终于用现代神经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确凿的试验数据部分地解开了：“针刺穴位能够刺激中枢神经产生镇痛化学物质，从而起到镇痛作用。”这个研究结果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我能用大半生的时间，为阐明中医学针刺的作用原理作出一点贡献，不能不说是“三生有幸”！

   从医是父命，针灸是缘分

我父亲是跟着外国传教士做学徒而出师的“西医”，他给我取名“济生”，希望我能子承父业“普济众生”。但是家里谁也没想到，命运的安排使我学了医却未能到临床，学了西医却研究起了中医针刺。

1947年，我考入上海医学院，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5年，是我一生中知识积累最高效的5年，我暗暗立志要做一名外科医生。但由于建国初期国家急需大量基础医学师资，因此，我们全班被指定只能在基础医学（而不是临床医学）科目中选择就业志愿。我放弃兴趣选择了生理专业，并于1952年被批准到大连医学院生理系高级师资进修班学习。此后10年间我经历了5次工作调动，从大连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再到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北京中医学院，1962年我进入北京医学院工作。

工作频繁调动，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是因建国初期医学教育建设的急迫需要。尽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业务成长，但也锻炼了我从头建设生理实验室的能力。

我迈入针刺麻醉领域时，对针刺能产生“麻醉”作用是半信半疑的。虽然针刺止痛已有几千年临床经验，但镇痛的内在规律却从未有人认真研究过。直到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仍把针刺镇痛看作是一种东方巫术。就是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也没有人能从现代科学原理上对针灸的功效做出解释。当时的我对针麻一无所知，要去独闯这个不知深浅的全新领域，肯定困难重重，前途难卜。可是，国家的需要、总理的嘱托就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考虑我接受了任务。当时绝没想到，这竟一锤定了我的终身事业。

   同穴位不同法，针刺疗效不同

针灸真的能镇痛吗？我想，首先必须确定针刺能镇痛这个事实。

我们组成的三人小组从人体实验入手，在194名正常人和病人身上，详细观察记录了针刺后人体痛感发生的变化。经过100天的试验，我们发现，在人体的一个穴位上连续针刺30分钟，不仅该穴位附近产生镇痛作用，且全身都有明显的镇痛效果。把针拔出后，镇痛作用并非立即消失，而是每16分钟下降一半。这个发现不仅肯定了针刺确能镇痛，还解决了镇痛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当时，我内心的激动真难以形容。我从中推论，针刺后体内产生了某种（些）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可能主要在中枢神经系统发挥作用。虽然　1966　年我们的科研被打断，但这一思路却一直萦绕在我心里。

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针刺镇痛研究恢复了。我们建立起大鼠、家兔模型，开始寻找镇痛物质。当我们对甲兔进行针刺引起镇痛时，取出甲兔的脑脊液，注入没被针刺的乙兔脑室时，发现果然能引起乙兔镇痛。从此，我们的研究转向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寻找与针刺镇痛有关的物质。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进一步证明了针刺穴位可以在脑和脊髓中释放出不同种类的化学物质，包括5－羟色胺、儿茶酚胺、神经肽等等，从而产生镇痛作用。

几千年的临床针灸，一直是用手捻针，而且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传授技术的。手针的轻重缓急不仅因大夫而异，就是同一位大夫，下手时也会发生差异。而我们的科研必须非常精确，必须能够重复。因此，我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刘亦鸣老师合作，先后研制出了测痛仪和各种类型的电针刺激仪，发出可精确操控（频率、强度和宽度）的电脉冲，使穴位刺激的参数规范化、精确化。后来，我们根据国外同行的需求，向市场推出了“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

我们的试验证明，用不同频率的电脉冲刺激穴位，可在脑和脊髓中释放出不同种类的神经肽：低频刺激引起脑啡肽和内啡肽的释放，高频刺激引起强啡肽的释放，从而产生特定的治疗效果。针灸学中关于“在同一穴位用不同手法进行针刺可产生不同疗效”的说法，在我们的试验中完全得到了证实。

   走出国门，让世界认识针灸

1979年7月，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到美国参加国际麻醉药研究会议。路过旧金山时，一位华侨得知我是研究针刺原理的，喜出望外，立即邀请我为当地的华人华侨作针灸原理演讲。报告结束后，一位华人针灸医师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我们要把你的论文精装保存，以后如果还有人说针灸不科学，我们就用你的研究成果给予反击。

今年8月29日，“第13届国际疼痛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世界各国　6000多名科学家、医师出席。6天的大会仅选了12个大会报告，我是其中之一，题目是“针刺镇痛：共识与歧义”。

31年间，我在27个国家和地区、200余次登上演讲台，向国际麻醉专家、华侨针灸医师同行们作有关针刺镇痛的学术报告和演讲，向世界说明针刺镇痛的科学原理，使人们对针灸的误解、怀疑和偏见逐渐发生了变化。

1997年，韩济生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召开的针灸疗法听证会上作大会报告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1997年11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召开听证会，讨论关于针灸是否科学的问题，我作为连续12年获该研究院科研基金资助者，被请去作“针刺镇痛的内啡肽机理”报告。这次有1000多人参加的听证会最终作出结论：针灸在止痛和止呕吐方面有确实的功效。从那以后，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开始为这种治疗方式付钱。

从20世纪末期开始，针刺疗法已愈来愈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拨巨款在全国设立了10个中心，进行基础结合临床的针灸研究。

45年的研究就人生而言是漫长的，但相对于几千年的针灸历史又何等短暂，针刺镇痛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做出科学解释，一个个问号激励着我永远奋发向前！

（节选自我的科学生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