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李方华（右1）与研究生讨论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图像处理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我出生在香港，在香港、上海读的小学，后来在北平辅仁女中读初中，直到高一。我对读书的渴望与酷爱源于母亲。母亲识字不多，在家中没有什么地位，她一直告诉我：一定要读书。我就听话，好好读书。后来我能上大学，也是母亲给我争取来的。当时家里有一种想法，女孩子上完高中就行了，不需要念太多的书，找个人家一出嫁就万事大吉了。而母亲有见识，她认为，女孩子必须多念点书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她就向家中争取，家里才让了一步。母亲的教诲让我树立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女性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一定要自立自强。母亲虽然没读过书，但对我而言，她却是一本用人格精神写就的大书。在岁月的流转中，我从母亲身上读到了不屈不挠、克服困难的精神。而这些对我以后的成人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学生时代的我最喜欢作文课，老师讲现代文、古诗词，我都爱听，这大概与我看书多有关系。那时候没有电视，一年也看不上两部电影，我就看书，从童话、散文到小说，我都有所涉猎。冰心的《母亲》、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日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都如数家珍。

我看书非常投入，感觉看书多了真的很有用。文章的连贯性、条理性、逻辑性及前后呼应极能训练人的思维。而小说中的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能帮助自己学会如何做人和正确看待别人。

小时候的我很文静，不爱说话，但脑子总想事：下雨后，天空为什么会出现彩虹？石子扔到水中，为什么会泛起涟漪？开着的车子突然停下，站在车上的人为什么会往后倒？这些现象如此奇妙、有趣，引起我无限的想象。也许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对这些物理现象的浓厚兴趣，导致我终生选择了物理事业。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研究生涯中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老师对我的培养。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们。

我在北平辅仁女中读初中时，有一位老师叫张立蓉，每到周日，张老师都会将四五个学生叫到家中，找些难题给我们思考。布置完题后，老师便忙自己的事去了，并不和大家讨论。但渐渐地，我们对解难题上了瘾。我喜欢将图“装”在脑子里，比如看星星，星星的分布图就“装”到脑子里；遇到“鸡兔同笼”题，鸡与兔子也幻化成图“装”到脑子里……每个人脑袋里都是要装东西的，装一些正经八百的问题和装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是大不一样的。张老师让我们集中思考数学问题，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也培养了我随时随地思考的习惯。这对我一生都非常重要。

1983年，李方华在日本大阪大学应用物理系做电子显微镜实验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在苏联留学时，导师M．A．卢姆士也让我很钦佩。在上课时讲到正空间和倒易空间的关系时，他让同学们闭上眼睛听。有意思的是，听着听着，反映两个空间关系的一幅幅图画就浮现在我们眼前，我至今铭刻在脑海中。我那时学的知识，为后来从事电子衍射和高分辨电子显微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最佩服的陆学善先生是著名晶体学家，是我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导师。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严格、严谨、严肃的科学态度，这“三严”作风也成为我日后的工作准则。

对有些人来说，从事基础物理研究的确比较艰苦，需要耐得住寂寞，但我认为它其实对女性很适合。我上学的时候不知道物理学艰难，搞科研的时候又不在乎什么困难，不考虑提职拿奖的杂事，只一心一意去做，这样的人搞物理、搞科学研究可能更合适吧。

（节选自中小学管理．2013，（0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