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吴传钧（左2）以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副主席身份

主持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国际地理大会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早在1871年，一些有全国性地理学会组织的国家，在比利时安特卫普联合召开学术会议，这就是国际地理大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的滥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加强国际地理研究合作的普遍要求，1922年在国际地理大会活动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际地理界唯一的世界性组织——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此后，国际地理界主要学术活动即在IGU组织领导下进行，每四年召开一次国际地理大会，在两次大会之间又轮流在各大洲召开一次地区性学术会议（Regional　Conference）。迄今为止，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IGU工作。

1934年在华沙举行的第1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首次有我国地理学者（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吕炯）出席。1949年4月在里斯本举行的第16届国际地理大会，中国派遣代表（前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参加，并正式被IGU接纳为会员国。新中国成立后，IGU曾多次致函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竺可桢，邀请中国参加国际地理大会的活动，而在当时国内有关部门对应否参加该会活动有着不同看法，因而举棋不定，始终未去参加。从此，将近30年时间，我国脱离了IGU的活动。1977年IGU主席怀斯（Michael　Wise，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地理系主任）在英国《地理杂志》上发表“国际规模的地理学”一文中，介绍IGU活动情况，特别指出：“在会员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缺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包括在内，希望这一情况得到改正。”表达了欢迎我国参加该会的愿望。

“四人帮”垮台后，我国外事活动逐渐松动。1977年夏，中国科学院接待了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派出的地理代表团来华访问。该团由阿克隆（Akron）大学地理系主任诺贝尔（Allen　Noble）教授为团长，华裔教授马润潮为秘书，团员包括美国中部5所大学的教授，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具体负责接待。双方交流了中美两国地理学的发展情况，并到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理单位参观访问，从而改变了新中国建国以来不和西方国家地理界往来的局面。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又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上发生了意义深远的伟大转折。在此宏观形势下，国际学术交流也得以广泛开展。是年9月，中国科学院应美国俄亥俄科学院之邀，批准由地理所牵头组织地理代表团回访美国。代表团由地理所、南京所、成都所、长春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10位专家组成。在美一个多月先后访问了23个城市、60多个单位（其中包括20多所大学地理系），受到热情接待。在访问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时，通过马润潮教授的介绍，结识了IGU前任秘书长哈里斯（Chauncy　D·Harris）教授，讨论了我国与IGU的关系问题。他说欢迎中国重新加入，我说：“中国早于1949年加入，现在是要求恢复会籍的问题。”他连忙点头说：“是恢复，不是重新加入。”并答允通知现任秘书长孟斯哈特（W·Manshard，当时任东京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和我们联络。这就是我与IGU长期打交道的开始。

1979年，IGU主席怀斯和秘书长孟斯哈特先后和中国地理学会取得联系。我们为了早日恢复参加IGU活动，于5、6月间邀请他们二人及夫人先后来华访问。当时我已担任地理所副所长，分管业务中包括外事，同时任学会副理事长，即由我负责分别陪同怀斯到南京、上海访问，孟斯哈特到成都、桂林、广州访问，使他们了解了中国地理科研和大学地理教育实况。

1979年10月，孟斯哈特以东京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及IGU秘书长身份邀请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黄秉维、我（时任副理事长）及秘书长瞿宁淑访问日本，除了进一步商谈如何解决我国在IGU的会籍问题外，并聘我担任联合国大学的科研工作协调员，商定由该校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开两个国际学术会议，一是“土地资源（以湿地为主）的评价与利用”，二是“中国南水北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预测”（这两项活动后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先后于1980年和1981年组织实施）。孟斯哈特还同意由联合国大学资助广州地理所在珠江三角洲建立桑基渔塘观测站。通过孟斯哈特的介绍，我们与日本地理界取得联系。中国在过去派往日本专修地理的留学生不及10人，此次我们三人被视为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的首个地理代表团，因而受到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地理学会和以京都为中心的日本人文地理学会的热情接待。参观了东京、京都、奈良、金泽和筑波等大学地理系和建设省国土地理院，与日本地理界代表人物会面，并了解日本地理科研与教育情况。以后参与联合国大学工作（我于1981—1983年间还被聘任为该校校长顾问，1983年由该校资助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区域规划的国际学术会议），与日本地理界建立联系（此后中国地理学会和日本“日中地理会议”建立了每隔两年进行互访的周期性合作活动），可以说都是间接受惠于IGU负责人的架桥作用。

1982年到巴西参加国际地理联合会拉美区域会议，吴传钧考察亚马逊河赤道丛林（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1980年1月我和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方均同志应IGU邀请到东京第一次列席执委会会议，正式提出了我国要求恢复会籍的申请。会后不久，中国地理学会即接到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由IGU委托日本地理学会操办）的正式邀请，于8—9月间由我率我国地理代表团12人前往东京参加。此后，IGU198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拉丁美洲区域会议，1984年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理大会，1986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地中海区域会议，1988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6届国际地理大会，中国地理学会都得到IGU的正式邀请，由我率团参加。从此，中国地理学家开始活跃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和世界很多国家的同行们建立了联系，开展了合作。

总的看来，IGU不失是一个联系国际地理界的主要渠道，展望前景，我国还需要注重培养学有专长又具有国际活动才能的中青年地理学家积极参与IGU活动，争取在更多的专业领域领导圈里占有一席之地，与外国同行们一起，为开创21世纪地理科学的新局面而共同努力。

（节选自吴传钧　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学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