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院士口述故事是通过院士口述、组织访谈、史料编纂等方式,以挖掘整理广大院士在科研生涯中亲身经历的中国科技界的重要事件、所承担的重大创新成果以及为国家科技事业作出的贡献为重点,以“小故事”的呈现方式,通过多媒体相结合的传播形式,面向公众传播,弘扬科学精神,展示科学家风范,扩大中国科学院和学部的社会影响。

俞鸿儒:做科学研究,要走自己的路


时间:2018-08-30作者:俞鸿儒

  一、成长的历程

  我父亲是个商人,不希望我继承他做生意。而是让我好好读书,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他对我学习的要求很宽松,允许我按自己喜欢的习惯学习,即便考试前也从未督促我努力学习。1946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同济大学数学系学习。在外地上大学,父亲就管得更少了。

  1949年全国解放,国家要建设,我感到工程对建设更能直接发挥作用,便再次参加高考,考入大连大学机械制造系。1953年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机械制造教研室。当时的风气是必须要服从分配,不许挑三拣四。幸好遇到时任大连大学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书记、解放前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雷天岳,他是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我带着忐忑的心情向他透露希望调到力学教研室的愿望。他听后对我说:“你帮了我的大忙!别人还愿意去专业教研室而不愿意去基础课教研室呢!这件事很好办。”恰好陈铁云教授从国外回来,雷天岳安排我给陈教授当流体力学课助教。次年陈教授随造船系调去上海交通大学。我被分配给杨长楑教授为化工系开“泵与压气机”课当助教,并接着讲课。随后又借调到土木系,跟随李士豪教授新建水利实验室。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如何“向科学进军”?自己能做什么?我都不清楚,就想到中国科学院看看。那时钱学森先生刚回国,便报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招考时郭永怀先生尚未回国,钱学森和钱伟长两位所长挂名为郭永怀招了五名研究生,报到时才知道我的导师是郭永怀先生。到力学所后,之前自己“乱折腾”的做法开始改变。由于我对力学所的科学前辈十分欣佩,他们让我干什么,我都安心尽力去干。在我看来,局势变化多端,按个人揣测行事很危险,还是按学术造诣高,道德高尚的长者指引前行为好。

  二、郭永怀先生引导我做实验

  郭永怀先生对我的成长影响深远。由于国内会做实验的人很少,而理论实验两者都不可或缺,因此郭先生当时着重培养实验人才,他安排他的首批五名研究生中的四人做实验研究,我是其中之一。由于郭先生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对实验并不熟悉,如何培养学生从事实验研究呢?严济慈先生有个观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要经过训练,要有导师指导。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其次是培养克服困难,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郭先生与严先生的观点相似。

  郭先生给我指定方向——发展激波管技术,研制激波风洞。他说:激波风洞将会非常有用,但国家经济和工业尚不发达,缺经费,缺先进技术。你只能用很少经费,在不可能获得所需的先进技术(装备和仪器)的条件下开展研究工作。对于当时的中国,跟踪模仿是一种速见成效的途径。然而郭先生的要求,断了我走模仿别人的路子,他也不允许我走这条路。目的是为了培养克服困难,善于解决问题能力,将来能够开展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

  郭先生预计我们开展这项工作将非常艰难,为此尽力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我们的工作短期难见成效,他千方百计让我们小组能长期生存下去,使我们能安心工作。有了郭先生的支持,即使实验“炸了房子”,我们也免遭批评。氢氧燃烧驱动是一种强有力的激波管驱动方法,很便宜且不依赖高技术装备,但由于很危险以及性能难以满足要求,国外已经不采用这种方法。郭先生同意我们研究改进这种方法,只提了一个要求:防止人身伤亡事故。后来实验中发生了几次事故,但每次事故后均未遭受谴责,反而是安慰与鼓励。因为郭先生早就向所长和党委预先作了说明。1968年郭先生将我们调入气动中心,使我们有机会直接了解型号研制过程出现的困难,协助他们推动高技术的发展。

  由于郭先生对实验不熟悉,所以他只关注我们是否遵守他指定的方向进行,而具体如何做则放手让我们自己决定,只要我们不断地出结果,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会都满意。郭先生并不要求我们定期向他汇报工作进展,反而是不定期来实验室看我们。他工作非常繁忙,这样做既能缓解他时间安排的困难,又能了解我们是否全身心投入工作。封建社会留传下一种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时有人认为做实验的人是体力劳动者,被人看不起。如果不是郭先生让我做实验,我很难安心一辈子做下去,这件事使我受益匪浅。实际上工作类别无高低,做得好坏才是实质。

  三、做别人没有做过的研究

  恩格斯说:“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具体说就是要研究教科书中没有的或是其中可否定的东西,研究别人没有做过或者尚未做成功的东西。模仿能够快出结果,做别人没有做过的研究则很难;模仿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同,创造性愈强的研究更容易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和反对。郭先生要求我们少用经费,降低对技术装备的要求做实验。起初我认为是适应当时环境的权宜之计,逐渐地我认识到这种能力是研究人员的基本素养,而缺乏这种能力要想获得创造性成就机率不高。

  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通常不会那么顺利。刚开始做研究时,因为经费少,又缺技术、仪器设备的支持,我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后来工作中逐渐显现出一些实质性结果,信心逐渐潧强。譬如:氢氧燃烧驱动技术的危险性能够控制了,改进后的性能具有实用价值;六十年代初还改造成一台数字式延时器,当时除了数字式计时器,还未听说有其他数字式仪器。这些结果的出现,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悦,埋头苦干也变得不那么枯燥乏味了。现在看来,当时许多省钱的“土办法”实质上并不“土”。改革开放后,我有机会与国外同行交流,受到他们尊重的正是这些“土办法”得到的结果,模仿他们即便做得好也不容易引起他们的并注,这使我更加愿意做别人没做过或未做成的项目。

  四、为后辈人才做“铺路石”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当初,郭永怀先生回国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内的科学事业打基础。郭永怀先生当年回来跟我们谈话时强调,“你们好好干,你们以后的人也许会出重大成果,咱们给他们做铺路石。”

  新中国成立已近七十年,更应该以自己培养为主。碰到人才缺乏时,首先想到买或抢人才的习惯也该改一改了,大家应努力为自己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高级人才创造条件。现在国内条件好了,做研究不要太着急自己的事,要多为后人着想。

  (本文由俞鸿儒院士本人口述,中国科学报记者采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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