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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及其治理对策
我国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闽南厦(门)漳（州）泉（州）地区，陆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8％，人口占7.1％。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区的经济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2001年GDP达2.2万亿元，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正在迅猛展开。但是，该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却相当严重，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和人体健康已经产生了不良影响。
一、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1．水体污染严重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厦漳泉地区是我国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该地区地表水体普遍受到严重污染，除少数大河干流外，大部分水体的氨氮和耗氧有机物严重超标。太湖、淀山湖等20个湖泊水质多数在III至V类之间，处于富营养化状态，不能满足饮用水的功能要求。长江和珠江沿岸各大城市下游江段均存在明显的近岸污染带。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城市市区河道水质为IV至劣V类，河水普遍黑臭。珠江的广州河段氨氮和溶解氧的年均值超过III类标准，市区河涌氨氮、石油类严重超标。在珠江广州河段水中已检出有机化合物300多种，其中38种属于国家环保局的优控污染物，114种属于美国环保局地表水质标准（EPA 822-Z-99-001）中的优控污染物。珠江广州河段和澳门河口已成为持久性毒害有机物的高生态风险区。上海、苏州、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已经面临突出的水质型缺水问题。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也处于失控状态。
近海海域水体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超标，水质恶化趋势未得到遏制。近海海域出现大面积的IV类和超IV类水体。近岸海域赤潮发生的次数和面积都在迅速增加。2001年共发生赤潮 77 次，造成经济损失约10亿元；仅深圳湾就发生赤潮16次之多，累计面积约150平方公里。
在常量污染物污染的同时，持久性微量毒害污染物，如重金属、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等在水体中日趋积累，已成为新的越来越严重的、具潜在健康危害的区域性水环境问题。已禁用20年的农药六六六和滴滴涕等在长江、珠江、太湖沉积物中都大量存在。这类微量毒害物质进入水环境后长期滞留，危害极大。
由于水体普遍受到污染，饮用水的安全已经难以保障。在整个长江三角洲的河网地区很难找到可直接安全使用的洁净地表水源。许多饮用水源中甚至已发现种类繁多的有毒物和致癌物质。2000年太湖水体中微量毒害有机物污染程度比1985年严重得多。例如，作为制药中间体的苯丙噻唑浓度提高了100倍，作为塑料增塑剂的邻苯二甲酸酯浓度明显增加。在珠江广州河段水源中检出了数百种微量有毒污染物，其中六六六、滴滴涕及其衍生物等浓度大大超过美国环保局地表水质标准。城市上游取水河段普遍遭受污染。城市饮用水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商品瓶装水。在广大农村地区，饮用水的水质状况更是令人担忧。
2．酸雨未获缓解，城市光化学烟雾污染日益加重
由于大型燃煤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还在增加，酸雨问题未获缓解。近十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整体水平分别在0.029-0.038 mg/m3和0.054-0.070 mg/m3范围内波动，与十年前大致相当。而总体酸雨频率还有所增加。1999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酸雨平均pH值均在4.8以下，酸雨频率高于75.5%。厦漳泉地区近三年的最小pH值在4.0以下，酸雨频率达85.0％。大气污染类型出现由煤烟型向汽车尾气型逐渐演变过渡的趋势，氮氧化物已成为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所以，在硫酸盐增加降水酸度的同时，硝酸盐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城市大气光化学烟雾污染频繁出现并明显加重。珠江三角洲地区曾于2000年爆发区域性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2002年9月6日，香港和深圳同时出现200mg/m3以上高臭氧浓度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
更应值得注意的是，大气中的有害气体、细粒子和痕量有毒污染物已经形成复合污染。目前困扰发达国家的一些大气环境问题已在东南沿海地区不断出现。珠江、长江三角洲及厦门地区的臭氧污染已相当严重。城市中观测到的时均浓度经常高于240mg/m3（国家标准），且呈现逐年升高趋势。空气中高浓度臭氧不仅影响农作物、植被和森林生长，同时对人体呼吸系统和皮肤有不利影响，危及健康。与健康密切相关的大气细粒子污染也已出现。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的降尘中Pb、 Hg、 As等有毒重金属含量分别可达100.5、38.7、0.60 mg/kg；16种优控多环芳烃含量在小于1.5mm的颗粒物中达88.9%。大气细粒子成为毒害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载体。2002年初在珠江三角洲某肺癌高发病区发现大气中富含携带多环芳烃致癌物的细粒子。室内空气污染也越来越成为空气污染的极其重要方面。
3．土壤污染突出，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安全质量
沿海大部分地区的耕地土壤中持久性毒害物质大量积累，农田、菜地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突出，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品质。2000年太湖全流域农田土壤中六六六、滴滴涕、15种多氯联苯同系物检出率达100%，滴滴涕和六六六超标率为28%和24%。广州有50％农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的污染。杭州有万亩连片农田受镉、铅、砷、铜、锌等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江苏也曾发生千亩稻田铜污染及水稻中毒事件。宁波主要蔬菜基地土壤镉污染普遍。上海市郊10个主要设施蔬菜园艺场中，有的土壤锌含量高达517mg/kg，超标5倍之多；而砷含量全部高于5.0mg/kg的安全线，有的已超过10mg/kg污染线，原则上已不适宜于无公害蔬菜的种植。此外，菜地土壤硝酸盐含量也大幅度增加。土壤质量的恶化已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2000年下半年广州市检测到蔬菜亚硝酸盐含量超标率为6.8%，铅、镉、铬、砷四项重金属超标率为33.1%，农药残留超标率为6.5%。2001年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由于检测不合格而损失数亿美元。欧盟对中国茶叶的农药检测项目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62种，直接影响浙江省每年茶叶出口额670万美元。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低浓度有毒污染物的影响是慢性的和长期的，可能长达数十年乃至数代人。
4．食品安全和生态系统状况令人担忧
各种污染物可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地表环境，并大量积累，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已有初步迹象。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市自1997年至2001年共发生因蔬菜农药残留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28起，中毒415人。东莞市高毒、高残留农药每年造成急性中毒5至7宗，受害人数约300人。类似的急性中毒事故在浙江、江苏等地也时有发生。水产品中有毒物质含量检出率逐年增加，出口退货事件经常发生。此外，赤潮不仅造成养殖鱼类大量死亡，而且已同时出现多起因赤潮引起的人体中毒及死亡事件。水体生物物种显著减少乃至消失，渔业资源严重破坏，水生生态系统功能衰退。2002年在珠江广州市段观察到原生动物多为耐污或食菌及碎屑种类，而自养或食藻种类减少。被称为我国四大渔业的大小黄鱼、带鱼和乌贼受到威胁最大，产量大幅下降。围海造地使沿海红树林、芦苇等湿地减少，海域淤积，纳潮量减少，造成航道淤积及港口深水岸线资源的破坏。在厦门，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文昌鱼渔场遭到破坏，文昌鱼资源锐减，成为濒危物种。
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重的主要原因
1．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投入不够，措施不力
沿海发达地区面临着发展与环境、能源与环境的多方面矛盾。经济高速增长加剧了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一些地区政府长期以来谋求的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许多城市都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上“竞赛”，而对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大规模城市化及生活方式迅速变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严重后果认识不足。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90年代初以来建设了大批燃煤发电机组。为了高效、高产农业的发展，畜禽集约化养殖的规模迅速扩大，化肥和农药施用越来越多，其中化肥施用水平平均达到450公斤/公顷，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设置的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各级政府虽然在环保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污染控制远远赶不上污染扩大。环保投资虽然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与其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仍然相当低。上述地区多数城市的人均GDP已达到2000美元左右，但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仅占 GDP的1％－2％。
在污水处理设施方面，多数城市虽然加大了投入，但是基本上在偿还历史旧账。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有巨大潜在危害的光化学烟雾污染、微量毒害污染物、二恶英等内分泌干扰物质污染及其污染环境的修复等问题均未提到议事日程。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处于应付的被动局面，积重难返。
2．产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近年来，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为了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基础原材料工业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整。一些重污染行业的生产规模继续扩大。
燃煤的火电、陶瓷等工业大规模发展。过去10多年，两大三角洲地区发展了大规模的火电工业。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火电装机在10年内增加了1400万千瓦，2001年达到2400万千瓦。长江三角洲地区目前的火电装机已经达到4500万千瓦。闽南三角洲地区达500多万千瓦。这三个地区火电每年的耗煤量在2亿吨以上。陶瓷、水泥和平板玻璃工业也是污染大户。过去10年，长江三角洲建材和其他非金属矿制品业的产值增长2.5倍，达700亿元；珠江三角洲增长了5倍，达500亿元。
高耗能和高污染排放的原材料生产规模迅
一、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1．水体污染严重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厦漳泉地区是我国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该地区地表水体普遍受到严重污染，除少数大河干流外，大部分水体的氨氮和耗氧有机物严重超标。太湖、淀山湖等20个湖泊水质多数在III至V类之间，处于富营养化状态，不能满足饮用水的功能要求。长江和珠江沿岸各大城市下游江段均存在明显的近岸污染带。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城市市区河道水质为IV至劣V类，河水普遍黑臭。珠江的广州河段氨氮和溶解氧的年均值超过III类标准，市区河涌氨氮、石油类严重超标。在珠江广州河段水中已检出有机化合物300多种，其中38种属于国家环保局的优控污染物，114种属于美国环保局地表水质标准（EPA 822-Z-99-001）中的优控污染物。珠江广州河段和澳门河口已成为持久性毒害有机物的高生态风险区。上海、苏州、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已经面临突出的水质型缺水问题。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也处于失控状态。
近海海域水体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超标，水质恶化趋势未得到遏制。近海海域出现大面积的IV类和超IV类水体。近岸海域赤潮发生的次数和面积都在迅速增加。2001年共发生赤潮 77 次，造成经济损失约10亿元；仅深圳湾就发生赤潮16次之多，累计面积约150平方公里。
在常量污染物污染的同时，持久性微量毒害污染物，如重金属、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等在水体中日趋积累，已成为新的越来越严重的、具潜在健康危害的区域性水环境问题。已禁用20年的农药六六六和滴滴涕等在长江、珠江、太湖沉积物中都大量存在。这类微量毒害物质进入水环境后长期滞留，危害极大。
由于水体普遍受到污染，饮用水的安全已经难以保障。在整个长江三角洲的河网地区很难找到可直接安全使用的洁净地表水源。许多饮用水源中甚至已发现种类繁多的有毒物和致癌物质。2000年太湖水体中微量毒害有机物污染程度比1985年严重得多。例如，作为制药中间体的苯丙噻唑浓度提高了100倍，作为塑料增塑剂的邻苯二甲酸酯浓度明显增加。在珠江广州河段水源中检出了数百种微量有毒污染物，其中六六六、滴滴涕及其衍生物等浓度大大超过美国环保局地表水质标准。城市上游取水河段普遍遭受污染。城市饮用水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商品瓶装水。在广大农村地区，饮用水的水质状况更是令人担忧。
2．酸雨未获缓解，城市光化学烟雾污染日益加重
由于大型燃煤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还在增加，酸雨问题未获缓解。近十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整体水平分别在0.029-0.038 mg/m3和0.054-0.070 mg/m3范围内波动，与十年前大致相当。而总体酸雨频率还有所增加。1999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酸雨平均pH值均在4.8以下，酸雨频率高于75.5%。厦漳泉地区近三年的最小pH值在4.0以下，酸雨频率达85.0％。大气污染类型出现由煤烟型向汽车尾气型逐渐演变过渡的趋势，氮氧化物已成为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所以，在硫酸盐增加降水酸度的同时，硝酸盐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城市大气光化学烟雾污染频繁出现并明显加重。珠江三角洲地区曾于2000年爆发区域性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2002年9月6日，香港和深圳同时出现200mg/m3以上高臭氧浓度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
更应值得注意的是，大气中的有害气体、细粒子和痕量有毒污染物已经形成复合污染。目前困扰发达国家的一些大气环境问题已在东南沿海地区不断出现。珠江、长江三角洲及厦门地区的臭氧污染已相当严重。城市中观测到的时均浓度经常高于240mg/m3（国家标准），且呈现逐年升高趋势。空气中高浓度臭氧不仅影响农作物、植被和森林生长，同时对人体呼吸系统和皮肤有不利影响，危及健康。与健康密切相关的大气细粒子污染也已出现。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的降尘中Pb、 Hg、 As等有毒重金属含量分别可达100.5、38.7、0.60 mg/kg；16种优控多环芳烃含量在小于1.5mm的颗粒物中达88.9%。大气细粒子成为毒害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载体。2002年初在珠江三角洲某肺癌高发病区发现大气中富含携带多环芳烃致癌物的细粒子。室内空气污染也越来越成为空气污染的极其重要方面。
3．土壤污染突出，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安全质量
沿海大部分地区的耕地土壤中持久性毒害物质大量积累，农田、菜地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突出，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品质。2000年太湖全流域农田土壤中六六六、滴滴涕、15种多氯联苯同系物检出率达100%，滴滴涕和六六六超标率为28%和24%。广州有50％农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的污染。杭州有万亩连片农田受镉、铅、砷、铜、锌等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江苏也曾发生千亩稻田铜污染及水稻中毒事件。宁波主要蔬菜基地土壤镉污染普遍。上海市郊10个主要设施蔬菜园艺场中，有的土壤锌含量高达517mg/kg，超标5倍之多；而砷含量全部高于5.0mg/kg的安全线，有的已超过10mg/kg污染线，原则上已不适宜于无公害蔬菜的种植。此外，菜地土壤硝酸盐含量也大幅度增加。土壤质量的恶化已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2000年下半年广州市检测到蔬菜亚硝酸盐含量超标率为6.8%，铅、镉、铬、砷四项重金属超标率为33.1%，农药残留超标率为6.5%。2001年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由于检测不合格而损失数亿美元。欧盟对中国茶叶的农药检测项目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62种，直接影响浙江省每年茶叶出口额670万美元。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低浓度有毒污染物的影响是慢性的和长期的，可能长达数十年乃至数代人。
4．食品安全和生态系统状况令人担忧
各种污染物可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地表环境，并大量积累，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已有初步迹象。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市自1997年至2001年共发生因蔬菜农药残留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28起，中毒415人。东莞市高毒、高残留农药每年造成急性中毒5至7宗，受害人数约300人。类似的急性中毒事故在浙江、江苏等地也时有发生。水产品中有毒物质含量检出率逐年增加，出口退货事件经常发生。此外，赤潮不仅造成养殖鱼类大量死亡，而且已同时出现多起因赤潮引起的人体中毒及死亡事件。水体生物物种显著减少乃至消失，渔业资源严重破坏，水生生态系统功能衰退。2002年在珠江广州市段观察到原生动物多为耐污或食菌及碎屑种类，而自养或食藻种类减少。被称为我国四大渔业的大小黄鱼、带鱼和乌贼受到威胁最大，产量大幅下降。围海造地使沿海红树林、芦苇等湿地减少，海域淤积，纳潮量减少，造成航道淤积及港口深水岸线资源的破坏。在厦门，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文昌鱼渔场遭到破坏，文昌鱼资源锐减，成为濒危物种。
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重的主要原因
1．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投入不够，措施不力
沿海发达地区面临着发展与环境、能源与环境的多方面矛盾。经济高速增长加剧了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一些地区政府长期以来谋求的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许多城市都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上“竞赛”，而对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大规模城市化及生活方式迅速变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严重后果认识不足。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90年代初以来建设了大批燃煤发电机组。为了高效、高产农业的发展，畜禽集约化养殖的规模迅速扩大，化肥和农药施用越来越多，其中化肥施用水平平均达到450公斤/公顷，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设置的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各级政府虽然在环保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污染控制远远赶不上污染扩大。环保投资虽然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与其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仍然相当低。上述地区多数城市的人均GDP已达到2000美元左右，但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仅占 GDP的1％－2％。
在污水处理设施方面，多数城市虽然加大了投入，但是基本上在偿还历史旧账。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有巨大潜在危害的光化学烟雾污染、微量毒害污染物、二恶英等内分泌干扰物质污染及其污染环境的修复等问题均未提到议事日程。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处于应付的被动局面，积重难返。
2．产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近年来，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为了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基础原材料工业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整。一些重污染行业的生产规模继续扩大。
燃煤的火电、陶瓷等工业大规模发展。过去10多年，两大三角洲地区发展了大规模的火电工业。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火电装机在10年内增加了1400万千瓦，2001年达到2400万千瓦。长江三角洲地区目前的火电装机已经达到4500万千瓦。闽南三角洲地区达500多万千瓦。这三个地区火电每年的耗煤量在2亿吨以上。陶瓷、水泥和平板玻璃工业也是污染大户。过去10年，长江三角洲建材和其他非金属矿制品业的产值增长2.5倍，达700亿元；珠江三角洲增长了5倍，达500亿元。
高耗能和高污染排放的原材料生产规模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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