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共党史, 应把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方针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来阐述, 把“两弹一星”的叙述作为实现党的路线的事例, 也就是遵照中央的决定, 以“赶超”为目标, 突出在困难和挫折中, 我们如何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取得辉煌成果, 而不要单纯从宣传的角度去强调已有业绩的辉煌。钱学森同志说要突出讲“两弹一星”, 是从宣传和发扬这种精神讲的, 这当然很重要。但从党史的角度上, 我认为应该通过“两弹一星”的研制历程, 体现党对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导, 怎样实现国防现代化, 而不能单纯为“两弹一星”而谈“两弹一星”。我们的党史, 有很多党对政治工作的领导问题, 对军队工作的领导问题, 而现在要谈党对国防科技工作的领导问题。同时, 在党史写作中, 应该把“两弹一星”中的导弹研制过程多说一些, 这样才能够体现国防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当年周总理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 强调的是作战需要。因为有了导弹而没有原子弹, 还是可以装载黄色炸药打击敌人, 而有了原子弹没有导弹, 就只能在沙漠地区做试验, 打不到敌人那边去。另一方面, 我国政府已经声明, 绝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 。所以, 在未来战争中, 导弹更重要了。

在怎样对待苏联外援问题上, 一开始就存在不同认识。有人提出疑问, 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能不能研制导弹?苏联本来答应援助我们, 可是等到1956年8月我们开始组织实施时, 跟苏联要援助, 他们说要运来两发P-2导弹给我们, 同时又说:我们答应给你们的援助“到此为止”。这就发生问题了, 有些同志认为在没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 即使我们研制导弹, 也不会成功。10月, 聂荣臻元帅就召集我们开会, 他问:“假定没有苏联援助, 你们搞不搞?”那时还不是绝对没有援助, 我们内部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我们要搞;另一种意见说, 不是我们不要搞, 恐怕没有条件搞成。什么理由呢?有人说你见都没见过导弹, 就说能搞, 这不是好高骛远吗?我说:搞新型武器要是没见过之前不能搞, 那世界上就搞不成导弹和原子弹, 因为德国没搞之前世界上没有导弹;美国没搞原子弹之前, 世界上没有原子弹。为什么德国和美国能搞, 一到中国来就搞不了呢?到1957年下半年苏联又答应援助我们了, 一时间大家都有信心了, 说有了苏联援助, 这件事情不成问题, 我们仿制一定会成功。

导弹研制的开始阶段我们主要是仿制苏联的技术。因为有些人认为中国技术比外国先进国家落后几十年 (后来说是20年) , 所以我们必须尽量仿制, 仿制第一个型号后, 再仿制第二个型号。他们还说这是我们成功的经验。但是聂帅不同意, 他说:“我让你们引进, 为的是摸底, 作为自己独立设计的台阶, 不是叫你们仿制再仿制。”聂帅拍板定下来, 只仿制一个型号, 以后就自己设计, 并且写报告给中央, 提出导弹试验要“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成果”。要力争外援, 是因为当时苏联还没答应援助我们。等到外援争到以后, 有人说应站在外援的基础上。聂帅说:不对, 还是要自力更生。你们不但要仿制出东西, 还要从理论上吃透为什么这样做。因此, 我们除了仿制外, 当时还进行了一项工作, 即我们称为“反设计”的工作。

所谓“反设计”, 是在已经有了这个产品, 重量、尺寸、射程等指标都确定的前提下, 把苏联的图纸盖起来, 假如要搞同样规格的设计, 根据理论我能设计出什么样的产品, 设计出来后跟苏联的图纸比较。苏联的是已经定型的图纸, 是肯定成功的;我们是纸上谈兵, 如果“谈”的跟苏联的不一样, 就要检查到底哪个环节错了, 一直要做到理论设计的结果跟苏联图纸一样。

此前, 我们与苏联专家合作, 他们给予我们不少帮助, 比较突出的一件事就是端正思想。比如划拨给我们一个生产飞机的工厂, 于是有的工程师就说, 我们这儿也有苏联的经验, 是苏联飞机的经验, 你们做的有些事情跟我们的经验不一致, 值得考虑。但是苏联专家谈得很简单:“我们今天跟你们谈的是导弹而不是飞机, 你说的苏联飞机的经验是真的, 但我跟你说的是苏联导弹的经验, 你不要拿苏联飞机的经验反驳苏联导弹的经验。”这件事情也得到聂帅的支持。他说, 对于导弹的研制, 我们一定要吃透, 不要觉得自己怎么样。我们就按照聂帅的指示做。还有, 我们在苏联援助之前已经开始试车台的独立设计工作, 有了苏联援助, 这项工作又被说成“轻举妄动的反面教员”, 要停下来作为教训来批判。苏联火箭发动机专家发表意见说:这个试车台可以用嘛!为什么要说不行!有些同志就回答说这不是苏联设计的。他说:为什么一定要用苏联专家设计的呢?你们自己设计的做出来也可以用嘛!这个试车台又起死回生了。

另一方面, 我们也感到苏联专家比较“保守”, 有些事情不是不知道, 就是不愿意跟我们讲。比如导弹要打得更远, 直径就需要做得比较大。苏联来的导弹是按照已经有的最宽的铝板作为箱底, 箱底是一整块铝板, 不可能把铝板的尺寸增加, 只能把两块铝板焊在一起来增大箱底。在讨论时有个苏联专家说, 可以这样或那样, 但他讲到一半时, 苏联的首席专家来了, 说“不许讲!”他赶紧收起来, 再也不讲了。我就问他 (这位首席专家是与我相对应的, 我是总设计师) :为什么不能谈?他说:“我们到中国来, 只有一个很小的任务, 就是帮助中国同志按照我们已经给的图纸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我们政府没交给我们更多的任务, 所以我们不能讲啊!”

有些事情就更糟了。当时导弹是用液氧做氧化剂, 燃料是酒精, 我们就叫车间自己生产。按照苏联的规格我们生产的液氧完全合格, 但正要用的时候, 苏联专家说:“中国的液氧恐怕靠不住, 还是向苏联订液氧, 用漕车运来。”当时苏联专家的话一言九鼎, 我们就准备这样做。但随即赫鲁晓夫撕毁了合同, 结果他们又不卖给我们液氧了。还有, 由于液氧酒精发热量比较低, 根据钱学森的意见, 准备用液氧煤油替代酒精。苏联的首席专家帕夫罗夫 (与钱学森对应的) 就说:“不要搞, 我们苏联没有搞这个。”我们就停下来了。现在我们知道实际上当时苏联搞了, 但他硬是要求我们“不要搞”, 等于绊我们的腿, 不让我们向前走。这就更证明一件事情:不自力更生, 完全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在技术上他们可以说一些假话, 在实物上他可以不卖给你。所以, 如果躺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永远也不能实现国防现代化。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我管它叫好心人的危言耸听, 其目的是好的, 但他怕失败, 总是说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其实如果怀疑某一论点, 就必须靠理论联系实际来解决。离开这一点, 仅凭个人想象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可是, 到今天有的部门还有这种说法。什么理由呢?还是说中国技术落后, 所以我们必须引进, 通过引进得到一个高起点, 然后再研制。对于这种事情, 恐怕是我们需要认真澄清的。这种思想是说中国只能跟踪, 所谓“赶超”现在很少有人提了, 一提就说那是好高骛远。我认为要是不断引进的话, 我们只能永远落后20年。为什么呢?别人卖给我们的东西, 永远不是最先进的, 就像英国一个公司卖给中国的发动机, 英国工业界也说, 为什么卖给中国?这个公司答复很简单:我们卖给中国的不是英国最先进的。中国人拿去以后, 消化、试制, 最后得到成功, 还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那就是说我们永远落后。我觉得这些话值得我们深思:去引进一个自认为高起点、实际上并不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产品, 先消化花上几年, 然后再组织生产线试制, 生产出来, 一共得十几年的时间。最后结果还是落后20年。

我们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东西, 别人是很重视的。例如我国的某型导弹, 美国起名叫“蚕式导弹”, 美国一方面在报纸上宣传说中国的导弹不行, 另一方面又在研究对策。这就证明我们的产品还是达到了国际上导弹的水准的, 要不他们何必这样呢?现在美国有时把“蚕式导弹”作为中国导弹的一个代名词。有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 按内容应该叫《钱学森传》, 但书的名字却叫《“蚕式导弹”的线索》。这说明只要我们努力, 认真来做, 是可以做成的。我们应该有这样追求“创新”的信心, 不要总觉得中国落后, 不可能赶上外国。只要有信心, 我们是可以赶上的, 而且花的钱也不比外国多。所以思想问题不解决, 恐怕要实现中国国防现代化还需要走更长的路。

（节选自中共党史研究.2012,(03):6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