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院士口述故事是通过院士口述、组织访谈、史料编纂等方式,以挖掘整理广大院士在科研生涯中亲身经历的中国科技界的重要事件、所承担的重大创新成果以及为国家科技事业作出的贡献为重点,以“小故事”的呈现方式,通过多媒体相结合的传播形式,面向公众传播,弘扬科学精神,展示科学家风范,扩大中国科学院和学部的社会影响。

吴征镒:我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不解之缘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我曾经结下过不解之缘, 它的前身是两个民间组织, 即中国自然科学学会联合会 (简称科联) 和中国科学普及协会 (简称科普) 。但现在知道这一“协会”的来龙去脉, 参与过它的发展演替过程的可能已经寥若晨星了。经过半个世纪, 曾经领导过这两个团体的某些科学家如竺可桢、梁希、周培源、茅以升等等, 著名科学普及工作者如高士其、周建人、袁翰青等前辈都已先后离我们而去。因此, 看起来颇有责任, 就我所知, 将这段史实回忆一下, 以供来者参考。

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大约实际开始于1910年, 即辛亥革命前后。例如植物学界, 我的太老师钱崇澍 (雨农) 的三篇有关植物分类、植物生态、植物生理的创始性论文就都发表于1916年, 即距今83年前我刚呱呱堕地的那一年。钟观光也在那一年才开始他的采集壮游。而植物学会就是差不多和几大学会如中华医学会、中华农学会、地质学会、气象学会等等在五四运动, 大谈德 (民主为德谟克拉西) 、赛 (科学为赛恩斯) 二先生之后, 先后于二十年代才开始活动。这些学会就是科联的奠基石。与此同时, 一些早期坚持“科学救国”的志士能人 (很多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 如任鸿隽、竺可桢、丁文江、翁文灏、秉志、胡先骕等人, 在国外留学期间, 就从共同志向和爱好出发, 组织起“中国科学社”这一横贯科学各门的民间团体, 出版“科学”杂志, 办起生物研究所之类, 做当时的高级科普教育和科研工作, 鼓吹“科学救国”。这时也有一些个人如高士其、周建人、梁希等大都在野, 从事一般的科普工作, 企图唤起民众, 教育后进青年倾向进步, 热爱科学。及至国民党政权腐败反动民生凋敝、解放战争如摧枯拉朽, 大厦将倾之际, 随着各大学学生社团的风起云涌, 也有一些小的科学团体应运而生, 如出过几年正式刊物的“科学时代”社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小团体于解放之初合流, 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成“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并得到竺老、梁老等的支持, 与此同时或前后, 在国外 (主要是英美) 也由一些晚期的进步留学生如曹日昌等, 与世界性的科学界进步组织挂钩, 也属“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老解放区延安则有恽子强, 乐天宇等组织了和延安自然科学院呼应的“自然科学社”。在东北新解放区也有武衡等组织的“东北自然科学会”, 这些力量就是后来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的骨干, 未来科普协会的张本。

大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就由这4个团体出面, 筹备7月召开的科学会议, 目的在于团结全国科学工作者, 为全国人民服务, 检讨以往科学工作的得失, 订立工作纲领, 及设立全国科学界联合组织。此会于当年7月15—18日召开, 改名为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 (筹备会) , 由梁希、竺可桢、贺诚3人主持, 分理、工、农、医4组, 从到会700人中选出参加新政协代表竺可桢、梁希、茅以升、李四光、曾昭抡等24人, 并推竺老为团长。此会我因为在当时北平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委员会触电伤腰住院, 未能参加。由该会拟定在次年, 即1950年8月17—20日, 借清华大学礼堂召开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 我因为已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 就随科学院的代表们, 如竺老、丁瓒等一起参加了。当时全国登记核准的“理、工、农、医”科学工作者共37797人, 正式选出代表人数已记不清 (总约千人吧) 。此前实际以科学院为后台的科代会宣传委员会, 负责消息和发展新闻的召集人何成钧、汪志华 (后均在科学院计划局) 等都是清华科学时代社的老同志, 所以经过讨论内容和请示梁老, 我就被推为写闭幕词的捉刀人。此文见于本次大会的文件, 但出版于梁老逝世25年后, 即梁老百年纪念的《梁希文集》中并未收入。就在这会上, 科联、科普两个解放后的民间组织就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公推梁老为总队长向毛主席致敬。而解放前存在过的4个“流派”从此也就自然消失, 不再活动, “科学”杂志则由科学院编译局代出过若干年。科联由竺老领导, 科普由梁老负责, 直到他逝世, 两个组织“合署办公”达10年之久。而两者又合并为“科协”则是在1958年9—10月间在范长江同志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全国科联会员已达10万人, 科协会员113万多人。合并后的科协第一次大会在杭州召开, 我因调昆工作就没有再参加过什么活动, 直到我在昆明任科协主席以后才又开始和全国科协取得联系。

竺可桢先生事迹有《竺可桢传》、《竺可桢日记》等等行世, 是不会被人遗忘的。但梁希先生可能渐渐“鲜为人知”, 这里应该介绍几句。

梁希 (1888—1958) 诚如茅以升先生在为其文集作序时所说:“是我国杰出的林学家、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1941年他率先写出“用唯物论辩证法观察森林”一文。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林业部长, 在“新中国的林业”一文中, 曾全面规划过中国林业建设的4大任务“普遍护林, 重点造林, 森林经理, 森林利用”, 也就是他最早十分关心维护生态平衡问题。他既指出美丽的远景“……替山河装成锦绣, 把国土绘成丹青”。又主张依靠广大群众绿化祖国。实质上他是科学界新思想的启蒙者, 一个进步的思想家。

我调昆明, 当时省科协主席气象学家陈一得好象已经逝世, 我仅在翠湖边的一个小机关里拜会过科协负责人马仲鸣。以后与蔡希陶、曲仲湘、朱彦丞等稍稍加强了植物学会的工作, 作为科协的后盾之一。总之, 1958年以后, 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引下, 科学工作者自己的活动少得可怜。“科学家之家”这一提法虽是1953年我参加过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 回国后所提倡的, 但一无经费, 二无传统, 始终没有搞起来。

直到文化革命前后, 我和李雨枫、张学贤两位主席也有些接触, 但直到我卸掉“所长”、“院长”“科委副主任”等等担子之后, 才由苏音同志动员我回到科协工作。为了发挥余热, 我也像承担“农业研究中心主任”的头衔一样, 作为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承担起来, 然而这也已是10多年前的事了。事后我才知道, 苏音是我大学同级不同行, 在校时素不相识, 亦无往来, 是曾做过拉萨市长林亮的老伴。我努力干了一届, 又担任了两届“名誉主席”, 我感到十分荣幸。

(节选自学会.1999,(09):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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