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赵其国（右3）作为援古专家组组长在古巴带领学生野外工作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60年的科研生涯是较曲折的，既有成就，也有困难，成就是在困难的基础上取得的。从总的经历看，我科研生涯最深的感悟有4条。

   1、第一是奉献，叫做“忠诚事业，无私奉献”

人一辈子活着，除了争取良好的生活物质条件外，最主要的是应对事业有所奉献。在我60年的科研生涯中，20世纪50年代，参加橡胶热作宜林地与综合考察10年；60年代，赴古巴执行援古任务5年；70年代，参加黑龙江荒地考察8年；80年代，参加黄淮海农业开发5年；90年代到2000年，主持红壤区规划及建站；任所长后领导所的研究与发展共13年；剩下的前后23年的时间，作为院士及资深院士，仍尽力为社会、为集体、为土壤所的发展事业刻苦努力、做出奉献。此外，我深深感到，刻苦奉献精神最主要的根源是思想品质。我是1956年入党的，曾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三届全国及十一届江苏省党的代表，是在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下培养和成长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我立志为革命事业做奉献的精神归功于党的培养与教育，为此，终生铭记，付之以行。

   2、第二是情操，叫做“为人坦诚，重在情操”

情操是人对待生活、家庭、亲朋，对整个社会所表现的精神面貌。人的情操是通过教育与自律体现的。物质上需求的东西应随所欲而安之。在对待亲属及新家庭成员上，我均一视同仁，秉持相互理解、融洽和睦的态度；在对待同事、朋友及社会同仁的态度上，我是坦然相见、诚恳待人。我在领导土壤所期间，遇事商量，出现问题在会上先提后讲、再批评建议、会后决不背后对人追究。在繁忙的工作中，有时难免会出现对问题处理简单粗糙，与人相争、盛气凌人的态度，虽然事后知错就改，长时间相处大家能够理解，但是自己也总感内疚。看来要做到坦诚待人，必须与道德情操的锻炼相结合才能做到。这是我一辈子努力磨炼与改进之处。最后，道德情操还要体现在科研上，作为导师，特别是院士，必须在自律基础上，对自己的学生加强道德教育，避免出现学术上的非道德行为。

   3、第三是人才，叫做“重视培育，德才兼备”

培养人才，一是要严，严加管理；二是要学，刻苦学习；三是要定，在一个单位长期干，这样才能有成就，最好像我这样一干就是60年。其次，是要讲纪律，在实验室要按化验规矩操作，亲自洗瓶罐、亲自做试验、绝不马虎。学生、师兄弟之间要团结友爱、相互交流与帮助。当然，对年轻科技人员，在研究工作中也应有奖有罚，总的是要鼓励他们对学习要有信心，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搞好科研。所有这些均是保证搞好研究所、科研工作与创新发展的关键。此外，必须重视人才的“德才兼备”问题。我工作60年来，共有90多位学生，他们今天大都已进步成长。人的“德才”水平，不仅要在学生期间靠领导与师长提拔指导，而且应在毕生靠自律与社会教育才能不断提高。我任所长时采用“三三制”的人才培育方式，从回所三分之一的科技人员看，均是“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说明当时采用的这种人才培养方式是具战略性的。

1977年11月，赵其国（左二）在黑龙江进行荒地考察时与同事一起研究工作。

（图片来源于网络）

   4、第四是感怀，叫做“党与前辈，恩情感怀”

我工作60年来，在政治与业务上的成长是与党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的。上大学与参加工作的梦想和机会是党给予的，政治觉悟及科研水平的提高是党教育培养的，工作的魄力与克服困难的勇气是党鼓励的。每当面对成就与奖励时，想起身为共产党员，会谦虚谨慎；每当面对工作失败与挫折时，想起身为共产党员，会鼓足勇气加以克服。　　

回顾60年，在工作上曾遇到过很多的困难：在祖国高山、荒原、湿地、丛林中考察，在加勒比海攀登2600公尺的“马亚斯特拉”高山顶峰，但一想到困难，党的教导就会给予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没有党的教育培养，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党的恩情，终生难忘！

除了党的恩情难忘外，土壤所的前辈师长对我在科研及为人方面的教导也是难忘的。马溶之、熊毅及李庆逵先生，他们3人均是土壤所的前期所长，虽于1976—2001年先后去世，但他们对我的教导与培养均让人毕生难忘！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李庆逵先生。李老在我进所后，就带领我及几位同仁参加了南方橡胶宜林地及土壤综合考察。白天我们一起野外工作，晚上他为我们教授“土壤肥料”课，有时他还通过联合调查，邀请生态及地理专家教授我们有关知识。回所后，他又严格要求我们亲自将所采标本进行化验，并对数据及报告加以修改。我任所长时，他推荐我进入国际土壤学会，并带领我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5年我在日本国际土壤学会全会上的报告，也是李老亲自修改定稿的。1991年由他推荐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李老是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3—1983年任土壤所副所长，是我国土壤植物营养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顾全大局、秉公办事、爱护和关心青年人，对他们谆谆善诱、寄以厚望。这些我均有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李老、马老、熊老虽已离开我们，但他们为土壤事业的奉献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我们将永远铭记，终生难忘！

   5、结语

我是解放后1953年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工作的，现已整整60年。这60年，除有5年是在文革及下放农村度过外，其余的时间，均是在祖国的南方热带雨林、东北的北大荒、中部的黄淮海平原、西部的云南高原、东部的沿海滩涂、东南的经济发达区以及在加勒比海彼岸的热带古巴岛等地度过的，并在这些地区留下了为国家与国际社会经济建设及对土壤科学事业贡献的足迹！这是我今天耄耋之年回顾起来，感到万分欣慰的。

（节选自土壤．2013，45（06）：957－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