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的苏步青（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1950年9月，我到了浙江大学，成为苏步青教授的研究生。那一年，浙大和北大都录取了我。我一向对几何的兴趣比较浓厚，报考前听老师说起浙江大学苏步青教授在几何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很幸运能跟随苏步青教授学习，走向数学研究的道路。从浙大入学迄今已经50多年了，苏先生的指导与教育使我终身受益，影响我的整个人生。

苏先生当时除了在数学系任教授外，还担任着学校的教务长，工作很忙，那学期他招了3名研究生，除我之外，另两位是来自广西大学的一对孪生姐妹。入学后，他马上为我们开设讨论班，要我们读书和做报告，他要我们读的是意大利数学家Levi　Civita的名著《Absolute　Differential　Calculus》。在大学里我己有阅读英文参考书的经验，对英文和数学都不感到有特别的困难，但我还是对内容作了充分的准备，在讨论班中仔仔细细地报告了书中的内容，对苏先生的提问都能正确回答，苏先生那张严肃的面孔也泛起了笑容，称赞我“讲得很好”。　我听说过苏先生对学生管得很严，报告中总会挑各种各样的毛病，这次我能顺利过关，感到很高兴。

后来的讨论班上，我经常听到苏先生对学生的报告提问，答得不好的，他会批评、训斥（被称为挂黑板），甚至当场停止报告，责令下次重新报告。这些虽然不是对我的，但他那极其响亮威严的质问声，也吓得我心里怦怦地跳，对于自己的报告也越发不敢怠慢。苏先生不仅要求我们把所读的内容包括推理和推导精确无误地表述出来，还要我们抓住中心，把作者的思路简明扼要地叙述出来，所以每次报告，我总是精心准备，反复思考体会，在黑板前看到他带笑点头时，我的心就放松下来了。就是通过这样的训练，我开始学会怎样去读数学专著，掌握其基本内容与方法。

苏先生的第二步训练就是读论文，在我第一次报告后，他陆续地指定了许多论文，要我读懂了报告，这样每周就添加了一次报告论文的讨论班，只有我们3个一年级的研究生参加，每次都是我报告。这些论文是发表在国际数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成果，有英文的、德文的和俄文的，有的是近百页的长文章，当时没有复印机，单单抄下来也得花许多时间。在这样的重压下，我感到只有硬拼，因此硬着头皮复习德文，自学俄文。靠字典，靠仔细阅读和推导，一步一步弄懂文章的数学内容和难点，并力求抓住重点，终日演算和思索，还常常开夜　车到深夜。有一次，第二天早上要报告，我开夜车到下半夜，实在支撑不住，伏案睡着了，到上午讨论班开始时还未醒。苏先生在教室等，见我未到，就匆匆忙忙地到宿舍来找我，咚咚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我十分紧张，苏先生见到我一书桌的论文、辞典和讲稿，怒气就消失了，但要我马上随他到课堂去做报告。

苏步青与学生在讨论班上（摄于1979年）（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苏先生在业务上要求很严，对学生却非常关心。我到浙大刚两个月光景，生了一场疟疾，发烧超过40摄氏度，苏先生特地到宿舍看望我，要我好好休息、养病，不要急于看书，这使我终身难忘。当时做研究生只有很少一点生活津贴，每月12元，只够吃饭。在第一学期近寒假时，一天苏先生找我谈话，对我说，研究生的津贴太少了，很清苦，下学期可聘你为助教，这样待遇好多了，你考虑一下是否愿意。我因为家中对我有些补贴，经济不紧张，后来就决定还是做研究生。又过了几个月，接近1951年的暑期，苏先生与中国科学院联系，把我收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实习员，因而我多了一重身份，有了一份收入，又和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有了正式的联系。苏先生帮我制订每一年度的研究计划，要我每季度写工作报告，寄到北京。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把苏步青、陈建功两位先生和浙大数学系的相当一批成员调入上海复旦大学。在苏先生指导下，谢兰安与我3人组成的讨论班也搞得十分认真，从不间断。1953年以后，叶敬棠、韦述萱、谷超豪和系里其他较我们年长的教师也参加几何讨论班，从而使这个讨论班改变了冷冷清清的状态。讨论班的内容丰富多彩，水平也大有提高，苏先生感到非常高兴，浙大创建的微分几何学派在复旦又显出了蓬勃的生机。后来复旦党委非常重视，把这种讨论班称为小型科学讨论会，在学校推广，并在报纸上作了详细的报道，在全国产生影响。

在这里，我还应该感谢苏师母，她原籍日本，名松本米子，后改名苏松本，她慈祥、勤劳，对我们非常好。从我在浙大做研究生开始，她一直称我为胡小姐，她在生活上多方面关照我、帮助我。她知道我工作忙，不善于整理家中的杂物，就亲自到我家帮我整理，我心里既非常感激，又实在过意不去。苏师母不幸于1986年病故，我与谷超豪曾多次到苏州，在她的墓前献花，怀念敬爱的师母。

（节选自《基础教育》．2006，（9）：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