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君浩在实验室（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1945年3月20日，我出生在江苏宜兴，是家里排行最小的老三。从小受在华师大搞地理工作的父亲影响，对理科特感兴趣，尤其是上了中学之后，更是迷恋上了物理而不能自拔。高中时就阅读了《相对论ABC》和原子物理学方面的书籍。所以在1962年高考时，就连续填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华师大物理系和上海师院（上师大前身）物理系三个志愿，非物理系不上。那年，虽然物理考了满分，但是由于作文失误，总分被拉了下来，就进了第三志愿——上海师范学院。

人生最重要的两个阶段就是高中和大学。在高中阶段形成了初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大学阶段则为今后的成长成才打下坚实基础，为我终身从事物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科学的春天，激发再深造热情

1966年大学毕业，1967年年底，我被分配到普陀区梅陇中学，开始了长达10年的教学生涯。但我在教学之余仍然致力于物理研究，并在复旦大学物理系殷鹏程老师的指导下，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参加了一个关于基本粒子的讨论班，还写了很多科普、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和小册子。

当时，著名材料学家严东生先生知道我比较勤奋钻研学问，对我很为赏识，经常对我有所鼓励。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严先生鼓励我去考研究生，而当时由于“文革”结束后人才匮乏，上海高校拟从中学选拔一批优秀教师到高校任教，我的名字也赫然列在名单上。是读研究生，还是当大学老师？对物理研究的热爱让我没有犹豫，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续深造。那时中国科学院比高等学校早半年先招研究生，严先生非常希望我考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那里有汤定元先生和匡定波先生，而且严先生特别为我给上海技物所写了推荐信，对于一个渴望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研究的年轻人，严先生的推荐对于我是一种非常震撼人心的鼓励。我非常认真地投入了入学考试，通过了初试、复试。1978年10月份我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跟随汤定元先生学习和研究窄禁带半导体红外光电子物理。这一念就是6年，我在学术的殿堂里，如鱼得水，并将硕士、博士学位一口气拿下。由于成绩突出，1984年12月完成博士学位研究后就开始担当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物理室副主任的重要职务。

1986年3月，受洪堡基金会邀请，我来到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从事客座研究，在柯霍教授的实验室参与半导体二维电子项目研究工作。初到实验室，我就碰到一个问题，有一个远红外激光器非常不稳定，工作时，几乎连5分钟也稳定不了。德国的年轻博士对此一筹莫展。柯霍教授关照我们一起工作，先要想法子让这台红外激光器稳定下来。接到这个任务，我既兴奋又着急。兴奋的是面前的难题，别人已费尽心思，却束手无策，这对自己是一个挑战；着急的是自己万一也不能成功，岂不是要耽误实验了吗？我静下心来，一连几天观察，渐渐地熟悉了这台仪器，一周里就把仪器调节得相当好，竟然可以连续稳定工作6－8个小时。柯霍先生高兴得不得了，他把仪器显示的关于激光强度和时间关系曲线贴在墙上，不时地向来访的教授和同事们介绍我的工作，这让我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1986年冬天，我在做“碲镉汞二维电子与自旋共振实验”，已经连续做了好几天的实验，非常紧张，也顾不上休息。室外正值寒冬，在做实验时衣服穿得比较单薄，只穿一件羊毛衫，照理应当把空温调得高一点，可是由于神经高度紧张，竟忘记了调节。几天下来便冻着了，连续两天，我的体温为38℃－39℃，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肺炎，连续几天服用青霉素口服片，才慢慢控制了病情。我在家休息了一个月，而实验的结果却是异常的好，这使我十分兴奋，忘却了病痛的烦恼。

在德国2年10个月的时间里，我始终心系祖国，坚持利用外国先进的实验设备及先进的研究方法，为我所用。到了1988年10月，当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需要我回国时，我没有提任何条件，二话不说就回来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股出国热中，德国的教授也极力挽留我，家人也有过犹豫，因为儿子在德国上了3学年，已经念到十年级（高一）了，如果回国必然要中断学业。但是中国是我的祖国，把祖国发展好是首要任务。

明确方向，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丰收总是令人喜悦的，但播种耕耘的艰辛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漫长的学术研究道路上总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困难，我也不例外。做研究首要的是找一个明确的方向，如果这个方向的研究对国家有用、对社会有用、在学术上有意义，那么就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也可能会绕弯子，但是只要不偏离方向，即使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也终会到达目的地。

褚君浩（右2）与学生们在实验室探讨研究课题（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我经常对学生说，要想真正做好学问，首先要有勤奋好学的态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不行的；其次要有好奇心、有求知欲、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多问为什么；最重要的是必须脚踏实地，在积累中创新，从渐进到实现跨越性发展，这其中需要的是实干精神。

回国后，我先后在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任副主任和主任，利用在国外借鉴到的经验和自己的创新，实验室连续四次被评为国家A级实验室。同时，致力研究的碲镉汞带间跃迁光谱等14项结果作为标准数据和关系式，被写入国际权威科学手册《Landolt－Börnstein　科学技术中的数据和函数关系》，我也被聘为该书Ⅲ／41B卷14位作者之一，以及Ⅲ／44B卷8位作者之一，这是世界性的荣誉。美国出版社计划出版的“Micro Science Series”（微科学丛书）也邀请我撰写《窄禁带半导体物理学》，这本书中文版先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分为两册在Springer出版社出版。曾任美国Ⅱ－V族材料物理与化学讨论会主席的A．Sher先生评论道：“15年以前中国学者的工作还较少。现在他们不仅已经赶上世界，并且在一些领域走在前面。”

创新不可能凭空出现，创新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量变的积累非常漫长，所以对我而言，科学研究没有终点。面对许多赞扬，我很清醒，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只是科技战线上的一个兵罢了，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节选自我的科学生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