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传杰

8月17日晚，伴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光召走了！”这噩耗在熟悉光召先生的人群中迅速传播。非常静悄，就像怕惊扰了先生的安睡；又如惊雷，轰响在许许多多人的心头。

周光召先生是中国的理论物理学家，但他的学术影响超越了国界；他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但他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超越了院界；他是位自然科学家，但他的理念、精神和人格力量超越了科学技术范畴！

伴随光召先生逝世消息的不胫而走，先生的音容笑貌、丰功伟绩、崇高风范，一幕幕、一件件闪现在我们的眼前和脑海中……

光召先生是位极富创新精神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功勋卓著、务实低调的“两弹一星”元勋。

光召先生生于1929年，湖南长沙人。1951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2年在北京大学师从彭桓武先生攻读理论物理研究生。1957年，被国家选派赴莫斯科杜布纳核子研究所从事基础研究。不到4年里，年轻而才智超人的他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重要论文33篇，两度获得科研奖金。期间，1959年严格证明了电荷共轭宇称（CP）对称性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1960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相对螺旋态振幅，并自建数学方法，简明推导出膺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年轻的周光召作为强子物理PCAC理论奠基人之一，享誉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在学术研究方面，李政道先生曾评价说：“在我们这些人中，他也是佼佼者。”杨振宁先生说：光召先生是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他视野宽阔，影响力深远，并且能够快速地洞悉新思想。他做物理研究的风格让我想起了Landau（L.朗道）、Salam（A. 萨拉姆）和Teller（E.泰勒）（前两位是诺奖得主，后一位是“氢弹之父”）。

1961年，当他正在理论物理前沿披荆斩棘、高歌突进的时刻，国内传来因苏联撤走专家，原子弹研制受困的消息。他当即决定，放弃已有建树且深有兴趣的粒子物理前沿研究，义无反顾启程回国，隐身于茫茫戈壁滩、简陋的实验室19年，把一生最富于创造力的岁月，奉献给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周光召曾说：“一个民族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必须要有自信，必须要有伟大的科学家和重大的发明来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和自信心。”他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刚到杜布纳不久，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大权威的报告提出异议，遭到无礼的排拒和轻蔑。28岁的他既不屈服，也没硬顶，而是花近百天的精密分析和演算，终于使该大人物坦承结果有误，并交为朋友。1961年，在确定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过程中，刚刚回国的他，以物理学家的理性思维，另辟蹊径，巧用最大功原理，力证苏联专家数据的不可能和我国专家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从而结束近一年的学术之争，扫清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中的一大障碍，再次以卓越的才华提振了民族的尊严和自信。

光召同志是一位极富远见和理性思维的战略科学家，也是一位帅才难得、位高望重的高层科技领导人。

他1984、1987年先后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至1997年。其后，连任第五、六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十年。中国科技界的人，回望过去那些峥嵘岁月，无不感叹幸有光召同志的把舵。2014年春节前，国务院分管科教工作的领导来到北京医院，站在光召同志的病床前，眼噙热泪，动情地说：“光召同志，您早点好起来吧，中国科技界需要您啊！”她的话道出了科技界许多人的共同心声。

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科学院、也是中国科技界改革探索最为艰辛、风云激荡的岁月。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科技改革的动力、目标、规律、战略、政策、路径是什么，考验着每位决策者的格局、远见、胆识、智慧，甚至还有良知。其时，社会上，对科学缺乏长远认识者大有人在，鼓吹“科学无用论”者有之；认为基础研究“不冒泡”，对中国科学院的存在价值质疑者有之；否定技术成果商品转化，说中关村“骗子一条街”者有之；否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特点，以简单方式“断粮”、削减经费者有之……10万之众的国家科学院，不少研究所连基本工资都无着落。中国科学院犹如波涛汹涌大海中的一只旗舰，颠簸晃荡，进路不明。周光召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临危受命成为中国科学院领头人的。

光召同志走上副院长岗位后，半年中深入基层做大量调查研究，同时以理论物理学家的头脑洞悉科学技术发展的内生规律和时代特征，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把握国情和院情，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战略思想体系。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之前两个月，即在1985年1月的中国科学院年度工作会议上，受卢嘉锡院长委托，作大会总结发言。他未用一字讲稿，娓娓而谈，做了一个既充满理性思考、洋溢思想光辉，又有政策举措、务实可行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近40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大凡成功之处，在这个讲话中都可以找到早期的思想源头。反之，实践中一些出了偏差、走了弯路的，讲话中也有过警示或提醒。

在这篇讲话及其后的长期领导实践中，他总是基于世情、国情、院情的深刻透辟分析，以严谨的逻辑思维阐发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面对内部怨天尤人的不理解情绪及外部“解散科学院”的各种杂音，他指出，科技体制改革是经济社会强烈需求和科学技术内在发展双重作用下的结果，它不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也不是某个领导人的决定。以现成的模式和状态，科学院是否能继续存在的确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而不是被动、防守的心态进行改革。科学院不仅是我们这些编制在院的人的科学院，而是人民的科学院，面向全国的开放的科学院。科学院的存在定理需要我们长期不断地去证明。我们要有信心，创造一个适应时代、适合中国的新科技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著名的新时期办院方针，较快统一了全院的思想认识，校准了前行的航向。

面对社会上“科学无用论”、“科技同一论”等各种看法，他首先提出科学技术发展的“双动力”论，并据此强调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具有各自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规律，要按不同的价值准则和运行机制确定不同的政策措施。

对科学的发展，他强调长远性、原创性和开放性，“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队伍要精干，要把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推到科学研究前沿，给予稳定支持。若只顾眼前利益，“不保留精干的科学研究力量，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并创造性地提出并在中国科学院遴选建立了全国第一批开放实验室、交叉科学中心，要求以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机制运行，指出“开放实验室是未来科研组织的雏形，是‘国家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多年实践，完全证实了他当年的预判。

面对国家急迫重大的经济建设“主战场”，调动科研主力，在全国与企业、地方组成紧密合作的研发中心或基地，以项目为纽带，攻坚克难。如上世纪80年代末，面临国家经济所急，利用全院在资源、环境、农业领域的科研优势，组织了黄淮海、黄金等重大战役，为解决国家粮食、财政等急迫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技术开发类工作，他强调要按市场经济规律，积极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工作，发展高技术企业，联想、三环、中科集团、中星微电子、科大讯飞等一批有影响的高新企业，早期的发展都得到过他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与此同时，他也一再告诫，“办公司要盈利，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而忘了我们创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探索一条把科研和生产结合的路径，要为发展我国的科学和经济服务，那就不好了。”在此基础上，鉴于两类科技工作具有不同的性质、规律、运作机制、评价规则等，他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下，创造性提出“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治院模式，为不同类型的科技工作按自身价值取向和运行规律，铺设了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不同发展航道，在早期改革的年代，既保存、壮大了基础研究力量，又开创、发展了我国的高技术产业。

在确立中国科学院发展方向、道路的同时，人才问题始终是萦绕在他头脑中的战略大事。在这次即席讲话及其后整个的决策管理实践中，从培养、吸引、关心、爱护、使用、评价、引领等方面，全面体现了他的人才思想。首先，他从长远的战略视野，关注优秀年轻科技队伍的建设。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十年造成的人才断层问题十分严峻，他在1985年1月的那次讲话中，就紧迫地呼吁：“要创造更好条件，把优秀年轻人才吸引到研究领域中来。”1990年，他提出“必须在10年内，顺利完成科研重担的代际转移，这是关系科学院未来的重大战略问题。”同年，他提议并主持召开全院青年科技人才工作会议，这是中国科学院、也是全国范围内的首次青年科技人才大会。1994年，还在反对“全盘西化”的社会氛围下，他倡导实施了全国第一个以吸引、遴选高层次科学带头人为目标的“百人计划”。他说“育人做伯乐，莫如做朋友。”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和青年交朋友，对优秀青年人才大爱有加，不仅在工作上放心放手，“给位子、压担子”，而且亲自谈心、交朋友。他倡办成立的中关村“青年创新联谊会”，培养了大批科研、企业和管理的领军人才。在那些岁月，有事“找光召谈谈”成了院内外优秀科技人才的口头禅，他也乐意把有限的的时间尽量多地分享给他们。对年轻同志，他又绝不是只有呵护和关爱，没有教育和要求。他常讲：“年轻人要认识到，光靠年龄优势是接不好班的，必须在品德和能力两方面都达到很高水准。”在一次考察干部的出差途中，他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中，聪明能干的人很多，但要找到品质可靠、为人正派、作风踏实的人，还得多方面、大范围仔细地考察。”2004年春节期间，我建议他见见中国科大一位科研做得很不错的年轻科学家，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他人品怎么样？”直到我讲了该年轻同志的两个真实故事，他才说：“好吧，你带他来吧。”后来，这位青年科学家在他的关注和支持下，在量子科学前沿做出了卓越创新贡献。

光召同志在紧抓青年创新人才这个战略关键的同时，善于从大系统角度，充分调动各类各级人员积极性，反复提醒“每种工作，只要是整体需要的，都要受到尊重，要有正确的评价。”“在中国科学院，要让各类人员都各得其所，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积极性的方针是不能变的！”正是基于这种人才理念，他在掌舵中国科学院期间，尽管条件极其困窘，资源十分有限，但对科研、开发、管理、后勤各不同岗位，对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人，总是以相同的温厚情感、不同的评价尺度，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努力调动、焕发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光召同志离开中国科学院领导岗位后，以中国科协主席、973计划总顾问等身份，时刻关心着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在我国科技改革和发展事业的不同阶段，他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敏锐地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前瞻、辨证地及时指出问题，提出应对之策，引导和指导着科技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在2005年的中国科协年会上，他说：我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大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一定要处理好学科与任务、基础与应用、重点与面上、个人与团队、创新与科普、老中青、产学研等等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是相互依存又互为矛盾的统一体，我国历史上，对这些关系的把握有过多次失当，反复折腾，危害很大，定要引以为训。

光召同志的一生，既是坚守科学精神的典范，也是弘扬科学精神的旗手。

由于历史的原因，科学精神在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直是属于珍稀品。无论是做科学，还是当领导，光召同志总是自觉地把坚持和弘扬科学精神，视为自己的义务和职责。他曾经说，“我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求真、唯实。”他把求真视为科学精神的第一要义。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他面对权威能自信地坚持真理，在当领导做决策的过程中，从来不惟书、不惟上，只惟真和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面对社会上一时泛起的怀疑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抒己见：“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的！”面对社会上非议开放、怀疑留学政策的说法，他及时指出：科学院的留学方针不变，继续“支持留学、欢迎回国、来去自由”。随后，于1994年在全国首创了吸引海外高级科技人才的专项计划。这些观点和措施，在今天看来如此平淡一般，但在那个时刻，讲者需要何等的政治勇气和风骨，闻者能感受多大的的亲切与鼓舞！

面对纷繁复杂的科技、经济、社会问题，他总是像推导物理方程那样，以探究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抽丝剥茧，寻找内在的规律性，再以清澈的思想、谨严而无可辩驳的逻辑表述出来。在他的词典里，你永远找不到“遵照xx领导指示”“按上级要求办”之类的套话，只有要“探索规律”，“要按规律办事”的说法。1987年5月，我在抗拒几个月无效后，极不情愿地从化学所的实验室被调到科技政策局，第一次出差就是作为工作人员之一陪院长去沈阳分院调研。因为生性腼腆，在那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竟没同他说过一句话。直到返京时在机场候机室，他主动问我“怎么没听你说句话呀？”我红着脸回答“不知道怎么说”，他微笑着讲：“怎么想就怎么说呗！”我这才结结巴巴地把一线科研人员的难处、委屈和不理解统统说了出来，他都听的很认真。他就是这个特点，喜欢听真话，听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有见解的反对意见；讨厌空话、套话，最反对说假话、奉承的话。他常说：为了探索真理、规律，就必须倡导百家争鸣，鼓励发表不同意见。真理是不会害怕批评的，害怕批评的未必是真理。“学术民主和自由争鸣是繁荣科学的唯一途径”。他对时下的学术空气，常存忧虑之心。在本世纪初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求真、唯实讲了多少年了，每个人都很清楚，但要真正做到又很难。为什么呢？有利益驱动的原因。“你敢在学术会议上开展真正的学术批评吗？不敢！因为你想申请当院士，就害怕得罪了院士。”

创新是当今时代的强音和特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科学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光召同志不仅对创新有过许多深刻精彩的论述，还无论在自己的物理专业领域，或是在其它学科领域，也同样眼光敏锐、见地独到，有许多成果和创见。在 “可持续发展”尚未作为发展战略被普遍认同之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在我国地学界科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提出了“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概念。1996年，在一次院士会议期间，光召向一位著名的生物学权威讨教：植物细胞有全能性，把一根枝条插在土里，就能长出一根新的枝条。动物也可能有这种复制功能吗？那位专家十分肯定地说：“不可能！这早有定论了。”但是，就在第二年春天，《自然》杂志就报道出克隆羊多莉诞生的消息，顿时在国内外掀起了一阵动物克隆热潮。在科学管理领域，他有很多独具慧眼的新见解。1992年7月，我主持举办了第一次香山科学会议。会后，当我向他汇报会议的开法以及十分活跃的学术氛围时，他高兴地给予了肯定，同时又指出：也不能老搞“无主题”讨论，学科交叉要善于抓住焦点科学问题，研讨才能深入。那些年，他多次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参加香山会议，对香山会议持久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一次香山科学会议上，他在分析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的过程后指出：“在艰苦的环境中，未必不能产生重大的科学发现。20世纪有些重大科学成果，都不是在物质条件最好的实验室产生的……真正的关键是要有创新的人才和创新的文化环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在金钱至上的拜物思潮下，学术界开始出现科研不端行为。他积极鼓励支持学部成立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严肃处理涉科研道德的人和事，对学术造假、剽窃等行为深恶痛绝。与此同时，对社会上出现的帮派迷信活动及“水变油”之类的伪科学，深刻剖析，严加鞭挞。光召同志旗帜鲜明地及时支持中国科学报开展维护科学尊严的专题大讨论，并在1996年2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科普大会上，以“加强科学普及，弘扬科学精神”为题，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这个社会，科学精神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近代以来，凡是在社会变革转型较激烈的时期，一些不了解科学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人，往往产生神秘感和不安定感，不能掌握自身命运，于是感于今生，期于来世，就到迷信活动中寻求心理安慰……当前进行的经济体制转轨是场很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上各种思潮必然有所反映。我们这些搞科学的，就要举起科学的旗子，扬正驱邪。科学有了不起的精神力量！科普仅传播知识不够，更要重视传播科学的思想、方法，弘扬科学精神！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他这一深刻犀利、跨越时空的讲话，在会场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对科学精神的呼唤，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再次成为时代的强音。据有关学者近年的考证，周光召是把“科学精神”引入我国科普政策话语体系的第一人。有感于我国科学精神的匮乏，他特别强调要在各级领导决策中落实科学精神，不能只拍脑袋，惟上是从。

光召同志一生，怀赤子之心、担当之勇，以温厚待人、律己修身，他的家国情怀和人格力量，体现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底蕴。

光召同志对国家、对人民的爱，是大爱、真爱，不在口头、而在行动，不是高调，而是深沉。上世纪60年代初，而立之年的他毅然舍弃学术发展的高光前景，从容回国，为“两弹”研制做出杰出贡献。面对功勋奖章，他说“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他再次放弃期盼已久的学术研究，临危受命主持困境中的中国科学院，运筹帷幄，使这支宝贵的科技国家队以重焕生机。他是国家最高学术殿堂的带头人，但一贯心系基层劳苦大众。1988年，他在会见来中国科学院寻求支持的广西自治区领导时说：“科学院是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也是全国人民的科学院。你们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科学院的人虽然主要是做科学的，但我们的心，同全国暂时还贫困的人民永远是连在一起的。”从那时起，他在全国首倡了选派“科技副职”的制度，几十年来无数科技人员为许多省市的脱贫、发展，做了巨大贡献。2011年11月15日，在他科学人生最后一次参加的会议上，正是在分析我国能源、环境、生态等紧迫问题，并指出973计划必须“带着危机感创新基础研究的布局”时，昏倒在讲话现场，心怀遗憾地离开了他爱和爱他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光召先生一生，历经过国家苦难、站立、振兴的不同岁月，造就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与担当。

光召同志本人是位有担当、有风骨、有气质的真正知识分子，也是一位最懂得、最爱护科技人才的领导人。他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到了一个真切的理念：人是最可宝贵的，但人也是最易被伤害的。他爱才、重才、惜才的实例不胜枚举，他在领导工作中对科技人员的信任、理解、鼓励，随处可见。80年代初期，许多科技人员对科技体制改革还不太理解，他一方面坚决反对“断粮”“逼人下海”等硬性伤人政策，同时苦口婆心地对科技人员娓娓而谈时代特点、科技规律，启发科技人员自觉转变观念，从不以势压人、强加于人。杨振宁形容周光召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不像西方许多大科学家那样咄咄逼人。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熟悉光召的同志都有这种感受：接受他的思想、观点或工作任务，与其说是出自下级对上级的职责服从，毋宁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与自觉，这既是一种理性真理的征服，也是一种人格力量的折服。

光召同志一生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凡自己主张的，他一定首先做到，自觉践行，绝不像某些台上马列、台下小人的伪君子。他待人宽厚，但对己自律极严。“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科学院应是科学文化最浓厚之地，他处处以身作则，维护这方“净土”，使之尽可能少受污染。对科技界曾泛起的“官”越大，资源越富、学位越高、论文越多的乱象，他大声疾呼“当官与做科研不能兼得”。而他自己早就是这么做的，1984年接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后，就主动没招一个研究生，没申请一个研究项目。1977年他未担任领导之前，由他牵头的“闭路格林函数研究”项目，早已获得国际好评的成果，所学术委员会几次推荐评奖，都被他以“我当着领导，叫人家怎么评？”为由挡了下来，直到他卸任院长三年、项目结束整整15年之后，才同意申报，获评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上世纪90年代初，他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积极推动领导中国工程院的筹备工作，但在酝酿首批工程院院士30人名单时，他却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1993年光召当年在杜布纳的同事给理论物理所寄来他在苏联工作期间发表的全部论文目录，并提议理论物理所组织学术活动为他庆祝65岁生日，受到光召坚决反对。2008年末，理论物理所准备按科学界惯例，在他80岁生日时开一个小型学术会，为他庆祝生日。我和另一同志受委托去跟他商请该事时，还没听完，他就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不搞不搞！”直到一再说明这是许多同志的心愿，而且是惯例、是纯粹学术性的，他才勉强接受，但条件是“绝不能超过彭先生那次小会议的规模。” 

光召先生是一个完全无我的人。工作中，他以真情帮助过许多科技人员（包括在文革中“批”过他的普通人员），解决过各种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是，当一个亲戚因为具体困难，求他帮助从外地调到北京时，他却坚决拒绝，并晓之以理：“非办不了，而是不能办，不能开这个口子”。上世纪90年代，作为院长，他出差乘飞机从不坐头等舱，住宿就在研究所自己的简易招待所。当地政府知道后，总以遵照安保规则的要求接他去国宾馆住，他则多次以“住在研究所哪会不安全？跟科研人员在一起，交谈方便些。”为由予以谢绝。“一生常耻为身谋”，是陆游的名句，也正是光召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光召先生性情内敛，言语不多，不喜应酬。不了解的人觉得他严肃有余，架子很大。实际上，他性情温厚，是位极其平易近人、亦师亦友的长者。在中国科学院，甚至全国科教界，凡是认识他、了解他的人，无论是同事、下级，还是小字辈的秘书、警卫、司机，对他多是直呼“光召”，少有加个“院长”官衔的。他曾经说过：我就喜欢这样叫我。有人称呼我“院长” “主席”或“委员长”什么的，我真觉得不自在。据许多青年科学家回忆，当第一次面见光召时，总难免有些拘谨，他总是微笑地说：“不必客气，叫我光召。”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无拘无束的倾心交谈中，说到会心处，平时不苟言笑的他，偶尔也会发出爽朗的笑声。光召喜欢自然淳朴，那些形式主义的规矩俗套常常让他感到痛苦不堪。有些小型会议开始时，也要搞些介绍来宾、领导致辞之类的一堆套话，他有时实在受不了，就直接打断说：直接开始吧。光召先生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纯粹。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是他一辈子坚持的主要爱好，无论哪个学科领域出现了重大突破或有新的发现，都会令他感到孩童般的由衷喜悦。

现在，带着一身的勋功与成就，带着无数学人的崇敬与思念，光召先生平静地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之旅。

光召先生的一生，科学成就傲世、领导业绩闻达、为人堪称典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任何人，在这三者之中做到了一件，应属了不起的人生。

光召先生走了，他再也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科学事业呕心沥血了。但他的诸多开创性贡献和赤子情怀、君子风范，将永远铭刻于现代化的大业、科技界的史册和善良人们的心中。

光召先生的科学人生，如同一本厚厚重重的大书。常常阅读它，将为我们启迪思考，开启智慧。随着时光的流逝，书中主人公的背影将越来越清晰、高大。

1935年11月23日，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两句著名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光召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光召同志精神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