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大西

2024年8月17日，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先生在北京去世。

图源：人民网

听说周光召老师的大名，还是50年前我在广东师范学院读大学时。那时，全国大概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周光召。是我的大学老师黄念宁先生告诉我的。黄老师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懂得高能物理的老师。他是北大物理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当年被派到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学习和工作。黄老师非常聪明，也非常用功。他在学校以高傲而著名。全国的学术权威在他眼里都不值一哂，唯一能使他口服心服就是周光召。他告诉我周光召是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中外年轻物理学家的领袖，带头做出了不少震惊世界的工作。在苏联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下一个朗道，是李政道杨振宁之后，下一个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可惜1961年以后，他就突然消失。1978年我报考高能物理理论研究生时，黄老师告诉我，周光召是他推荐我报考的第一人。可惜，那时周光召还没有复出。

我第一次见到周光召先生是1980年1月在广州举办的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他是到会的外国科学家关注的焦点，我眼中的巨星。和他打了招呼，我就已经激动不已。

1980年我去美国读研究生后，周光召先生到美国访问一年，和我的导师也有合作，我才有机会和周先生近距离接触，得到他的教诲。当时，邀请他去弗吉尼亚大学的马尔夏克（Robert Marshak）教授是老一代美国出生的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主席。他非常推崇周光召教授，专门为周光召教授召开了一个非常隆重的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李政道，杨振宁等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和周先生同时独立发现PCAC的南部洋一郎教授（后来他也得了诺贝尔奖）等著名科学家。在这次会议上，一个很有名的争论是杨振宁先生认为高能物理的盛宴已经结束，不认为杰出年轻人应该留在这个领域。我当时年轻气盛，显然不同意这个观点。1985年，我做博士后的时候，我又问了周先生他的看法。周先生并没有公开评论过这个说法。他告诉我，杨振宁先生提出这个说法，也是有他的理由的。不过，各人是否应该做高能物理，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我个人的推测，周先生并不是很赞成这个想法的，例如，他很赞成我在国外做博士后，建议我做完博士后，可以考虑到中国理论物理所；中国做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他是积极支持的，后来还当了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在1991年，我在超弦理论的研究遇到没有实验验证的困惑时，决心转向金融，也部分受到了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和周光召先生的教诲的影响。

1985年，有一次有机会和周先生一起出席一个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那时，周先生已经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兼理论物理所所长。他单独一人参加会议，给了我连续几天和他在一起讨论的机会。我们除了一起谈论有兴趣的物理问题，也海阔天高聊了其他的话题，特别是对中国科研工作的种种设想和评论。我们还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体会，他说因为自己在搞两弹工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受到严重的直接冲击，但是看到一些同事因为无辜的小事被批斗至死，压力很大，很紧张，很担心出错。他觉得，搞科研有一个宽松的环境非常重要。谈到研制原子弹时的困难，我问他，听我大学老师陈宗蕴教授说，她北大核物理研究生毕业去参加原子弹的研究，没有电子计算机，很多问题就是他们200多人用手摇计算器摇出来的。周先生告诉我的确是这样。整个原子弹研制项目很长时间只有一台很落后的计算机，大量的计算是用人力做的，也有用算盘算。原子弹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作出来的。他对他自己主动申请中断高能理论物理研究，隐姓埋名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次，周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从仰望的科学家偶像，演化为人格崇高、有血有肉、亦师亦友的真实的人。

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到理论物理所。再次见到周先生时，是1995年，在汕头举行第一届世界华人物理大会。汕头是我家乡，我是国际华人物理协会的终身会员，很高兴在大会上见到了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和李远哲等诺贝尔奖得主，还见到了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先生。见面时，他对我转入金融并没有微词，反而对我在华尔街还如何研究物理颇感兴趣。他当时是中国出席会议的最高官员，极为繁忙，我们也没有机会细谈。

再次见面是1999年，他已经当过了10年的科学院长，正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全国科协主席，已经是国家领导人，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50周年国宴时，见到他，也只能远远举手打一个招呼。不久，我带留学生代表团参加深圳的中国高新科技交流会时，又见到他，还向他汇报了我们计划和深圳政府合资建立深圳留学生创业园的计划，他表示热烈支持，认为吸引留学生回国创新创业非常重要。他的支持，使得我信心百倍，直接和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讲了我们的计划，得到了支持，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外合资的深圳留学生创业园就这么办起来了。24年来，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留学生企业，为深圳的科技创新做出了贡献。周光召先生的最初鼓励起了很大作用。

2004年，在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直接关心领导下，中国科协启动了“海外智力为国服务行动计划”，目的就是响应和落实国家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把科协和海外35个科技团体的联系建立起来。我代表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参加了“海智计划”，每年又增加了见到周光召先生的机会。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计划，周光召先生也为此注入了心血和感情，他几乎每年都参加我们的活动，直到他卸任中国科协主席，还是十分关心。

他不担任行政职务后，还经常在国内不同地区调研，关注973等重要计划。2009年，我接到他的秘书的电话，说他到汕头调研，他还记得我是汕头人，问我是否在汕头，想在汕头和我见面。我当时正好回国在广东。接到电话时，我马上赶到汕头。这次见面因为时间比较宽松，又难得的只有两人，我们的谈话话题很广。他关心地问了海智计划的老朋友的情况，汕头大学的情况——1995年，汕头国际华人物理大会时，汕头大学聘请了他做名誉教授，后来汕头也请我去汕头大学做了讲座，请了我做名誉教授。我和他谈起了他年轻时在苏联做的关于的PCAC杰出工作，谈到我见过的同时做出类似工作的日本裔科学家南部阳一郎，我在日本遇到的小林诚教授，他们都没有周先生聪明，但是他们后来都得了诺贝尔奖。我说，我觉得周先生当年如果继续在这个方向努力，也许也可能得到诺贝尔奖。周先生很爽朗地告诉我，历史没有如果。他对他当年中断高能物理理论研究，隐姓埋名近20年去造原子弹毫不后悔。

2011年初，为了促进中美合作，我们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计划在美国纽约召开一个盛大的中美合作与创新大会。我们邀请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和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当时，我们也希望邀请周光召先生，一方面是考虑到周先生在中美合作创新方面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周先生夫人郑爱琴过世了，周先生很悲痛，女儿也不在身边，如果这时他能够出国，见见老朋友，在定居新泽西的女儿家住一段时间，对他的身体一定有好处。可惜，邀请发出后，一直没有回应，没有能够请到周先生，我对此也十分遗憾。

2011年9月，我和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的顾问柳怀祖先生，会长庞阳博士到周先生的家里拜访他。我们见面是在一个很大的客厅里，一张长桌子，放着各种类型的资料。很显然，周先生虽然82岁了，还是在坚持阅读文献。因为周夫人过世了，独生女儿又在美国，公寓显得有点空旷冷清。柳先生是周先生的老部下，老朋友，他们非常熟悉。我们都很遗憾发现，周先生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谈论了各位老朋友的情况，回忆了以前的温馨往事，也谈了最近在做的事情。周先生对我们谈到的太阳能光伏和芯片的项目都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发问。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我谈到最近在进行的事情时，提到有位科学家有一个新的理论，有可能得到类似低温核聚变的新能源。我没有想到，周先生听了以后，断然表示，这绝不可能。如果要用到国家资源，他会坚决反对。我告诉他，我感兴趣的是已经有一个水中的放电装置，可以做环保用，而且过程中有净能量产生。电极上，也有明显的钠元素产生的痕迹。所以我觉得值得进一步探讨。他说，如果你是用自己的钱在试验，那没有关系。如果要用国家的财力，我坚决反对，号称有低温核聚变的技术我见得多了，没有一个是靠谱的。这是我和周先生接触几十年中，第一次看到他断然反对的项目。我有点意外，甚至有点觉得周先生是不是有点与社会脱节了呢？不过，周先生的断然反对，也使我的头脑清醒了很多。我觉得，必须比较谨慎地进行这个项目。后来，我一方面请一位理论根底很深的同学继续进一步钻研这新理论，也找到了这理论中一些不自洽的地方。另一方面，我找到了一个不太昂贵的验证方法，把对方实验中放电反应后出现金属钠层的反应极带到中国，我拿到一个著名大学，做检验，发现电极反应前后的钠含量没有变化。这样，基本确定新理论的实验并没有发生核反应的迹象，不值得花大笔经费在绝热条件下去做输入输出能量的测量。非常感谢周先生的直言警告。

没有想到，这次见面是我和周光召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听说他在2011年的11月，”973计划”的一次专家组会议上，突发脑出血，昏倒，一直没有清醒过来。国家对周先生极为爱护，采用了最好的治疗方案，也在等待最新的医疗技术的突破，可惜，最后还是十分无奈地失去了周先生。

回忆起我一生和周光召先生交往的过程，我才发现，我何等幸运，在一生之中遇到这么多的巨星，得到何等宝贵的教诲，周先生正是这些巨星中最为灿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