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科学道德建设还有若干短板，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影响学术生态，损坏了我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学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直面问题、标本兼治，从青年学生抓起，规范科技活动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胡海岩说。

　　近日，中科院学部科技伦理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科学诚信：措施与案例”为主题，由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办。来自全国相关领域的院士专家围绕科研诚信问题、关键影响因素、自律和他律、治理措施等话题展开研讨，寻求解决方案，为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建言献策。

　　学术不端导致撤稿，并非我国独有 

　　“学术不端是科学共同体的‘胃溃疡’，久治不愈，但必须得治！”会上，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李侠直言。

　　李侠分享的一组数据显示，据Hanson咨询公司统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世界范围内总共有41642篇SCI撤稿，其中，中国有19421篇，约占撤稿总量的47%。2018年后，我国的论文撤稿量激增，2022年有2879篇SCI论文撤稿，占全球的52%，撤稿原因主要是伪造同行评议、数据造假、论文工厂、剽窃等。

　　李侠表示，不论这些撤稿是由存量遗留问题还是新增造成的，都在说明，科研诚信建设在当下的中国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局面，大力推进科研诚信的分布式治理。

　　同时，专家指出，因学术不端行为导致大量撤稿，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

　　中国农业大学情报研究中心研究馆员赵勇团队通过对日本、挪威、丹麦、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公开的学术不端案件分析发现，“科研失信绝非中国特有，前述国家在不同时期内，都有过各自的学术不端案件高峰期。”

　　赵勇认为，在对论文撤稿数量进行分析时，不应忽视撤稿原因、撤稿论文发表时间等问题。“我们发现，因学术不端行为的论文撤稿与其发表间的时滞期有缩短趋势，这与近年来出版商高度重视，加大调查力度，反应速度逐渐加快有关。”

　　此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徐飞提到，我国科学活动受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与日俱增。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掠夺性期刊屡见不鲜，以其低发文门槛吸引了大批学者，同时赚取了高额版面费。

　　徐飞建议，应警惕国际社会第三方机构对我国科学界的定向收割，更应重视由此对我国科研诚信与科技创新的负面影响。此外，他也提出，应将符合科学规范的正常撤稿与涉及学术不端的撤稿加以区分。

　　我国科研诚信整体向好，但仍存在短板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就新时代科研学风作风与科学诚信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与会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在制度规范、工作机制、教育引导、监督惩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梁正介绍，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受相关部门委托对《意见》实施情况进行了第三方的独立评估，他表示，《意见》实施以来，我国科技界的科研诚信与作风学风治理进入了“集中治理阶段”，科研诚信与科技伦理问题整体向好，公众对科研诚信与作风学风问题的整体评价显著改善。

　　与此同时，我国科研诚信仍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

　　主题报告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何鸣鸿列举了一系列特殊情形的失范案例。“有个学生毕业一年多后，剽窃了他导师4年前、已获资助的申请书内容，相似度95%以上。参考文献条目也都一样，仅把发表年份改成了最近几年。最终被通报批评，并取消申请资格7年。”何鸣鸿说，还有的人从网上购买已获资助的申请书，有人拿几乎一样的申请书同时申请两个项目，有密切合作者关系的两人用相似的内容分别申报……

　　当前，在职称、人才帽子的评审时，受“人情、面子”影响，常常出现科研诚信的“灰色地带”。与会专家认为，可通过建立清晰的底线、利用教育手段进行文化引领等方式来减小“灰色地带”。

　　对于评审的具体措施，专家建议扩大评审范围。“在教授评审时，日本坚持学部制，参与职称评审的同行范围很大，有100多个人投票，很少有小圈子评审。”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周程说。

　　科研诚信治理，还需多措并举 

　　科研诚信与作风学风是科学共同体广泛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是一种形成于无形、内化于无形的文化形态，良好的作风学风的形成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姚檀栋介绍，在青藏高原长期科考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以“突破国际重大科学前沿的创新突破意识，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崇高使命担当，立足实地科学观测的系统考察研究，战胜艰苦环境挑战的团结协作品格，坚守青藏高原研究的科学奉献情怀”为主要特征的青藏科考诚信体系。也正在这样的诚信体系指导下，青藏科考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学成果。

　　与会专家认为，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建设还需多措并举形成合力。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建议，制度改革和评价改革并重，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他以医学领域为例表示，“原本对医生的最高评价标准应该是患者是否满意，做手术时，大家千方百计想找动刀子最好的，谁也不会根据论文发表数量去找医生。而目前的评价标准却是‘一刀切’式的。”

　　加强诚信教育也尤为重要。专家建议，应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科技工作者加强科学道德修养和职业修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正风说，“科研诚信也有低标准和高标准，低标准是要守住底线，防止剽窃、篡改和伪造‘三大罪’，高标准是要为追求卓越的研究夯实基础，科研诚信教育要引导追求卓越的研究。在教育的形式上也需要有一些变化，以前关于科研诚信的教育比较理想化、形式化，要结合科学研究探索新知识的内在要求和职业特点展开科研诚信教育，提高科研人员的职业修养和职业精神，引导并激励在科研职业工作中，怎么能够追求卓越，这样我们的科研诚信教育才有抓手。”

　　此外，还需加强惩戒力度。与会专家指出，我国对科研诚信案例的处理、尤其是影响较大的负面案例处理，还没有真正做到“零容忍”、快处置，这些案例没有真正发挥惩戒、教育、警示的作用。

　　“建议对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事件严格查处，并作为典型案例来展示，起到警示教育作用。目前科研失信的成本还是比较低，一部分人仍然因此得利，周边的年轻人看到了难免不平衡。必须要加强惩戒力度，消除这种负面影响。”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翟婉明指出。

　　当前，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与会专家认为，在科研诚信治理过程中，也可借助数字化手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建议，“给所有科研活动从业者建立一个唯一的‘数字身份’，识别和标记其科研诚信及相关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