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贝时璋传》的动议，始于2003年，是作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庆贺贝时璋先生百岁诞辰的一项计划提出的。当时，生物物理研究所所务会和贝时璋先生本人将这项工作委托由我来做。
一份传记，不只是简单地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它应展示人物在生活年代相关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等大背景下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贝时璋先生是一代宗师、一位著名科学家，他的传记是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各个科学发展的历史时期和事件之中，去记载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因此，第一步的工作，是要进行包括社会史料、科学事件史实以及贝时璋先生的学术活动与成就、学术思想及其形成过程的搜集与考证，工作量很大，而且十分重要，前后用了三年多时间。我与先生的子女贝濂和贝德一起整理过先生的文稿，我选出了先生的所有可以用做传记素材的文稿，并做了进一步深入的阅读。为搜集先生在浙江大学20年的经历，我翻阅了《浙江大学发展史》，逐日阅读了《竺可桢日记》1～8卷，即1936～1954年19年的日记。贝时璋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时间最长，因此《中国科学院发展史》和《中国科学院编年史》等也是需要仔细阅读的。在所有的阅读中，我都做了摘记。
2006年动笔，开始了传记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资料的进一步搜集、核对和考证工作也从未间断。一位教育家，一位科学家，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反映在他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中，但重要的是取决于他独到的学术思想指导。因此，贝时璋先生的学科交叉思想、科学创新思想和建所治所思想的形成及其推进过程，就成为我深入探究与叙述先生学术成就的一条主线。
贝时璋先生选定我作为他的助手，是我的荣幸，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让我可以时时聆听他对其所创建的“细胞重建学说”及与之相关的重大生命科学问题的阐释与思考。而在传记的写作过程中，又让我对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有了一个进一步思考和理解的过程，这同样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传记应有某些过程的细节，要有传主的个性化语言。然而，每当向贝时璋先生问起在某一时期或在某一事件中他的所做、所说和所想的时候，他经常会说：“不要说得太多，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他更不太愿意多谈他的成绩和贡献。所幸，在1991年编纂《贝时璋文选》时，应幼梅先生写过一篇类似传记的文章《贝时璋教授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依据的是与贝时璋先生交谈所得到的资料。再有，从2000年6月12日开始到7月13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贝时璋先生与贝德和朱蔓萝夫妇陆续谈了他的经历,他们将其整理成文，便有了《贝时璋生平自述》。感谢他们三位的辛勤工作，给我提供了《贝时璋传》的写作框架。
也是用了三年的时间，以每个月近10 000字的进度，到2009年9月，我才完成了传记的初稿，之后即对传记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补充。2009年10月，贝时璋先生逝世。是年年底，生物物理研究所有了拟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举行纪念活动的安排。为此，我即加快了初稿的修改与补充，并配上140张照片，有了在2010年9月即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前出版《贝时璋传》的计划。也正是在那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与科学出版社议定了出版院士传记事宜。有了院士工作局和科学出版社的支持，《贝时璋传》得以及时列入出版计划并如期出版，以作为我们对贝时璋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永远敬仰他、怀念他。
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研究员和贝时璋先生子女，全文阅读了《贝时璋传》文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许多领导、同事、同学和朋友，对《贝时璋传》的写作和出版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与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王谷岩
2010年5月于北京新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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