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中科院学部成立。自诞生伊始，咨询就成了这个思想库的使命。

　　“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是国家的科学技术思想库。”这是中共中央对学部的要求，也是学部的自我定位。

　　在成立大会上，思想库迸发出了第一缕智慧的闪光。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针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出研究，并制定了“远景计划”的建议，很快被党中央、国务院采纳。

　　60年，凝聚着老中青院士们为科技发展献计献策的心血和情怀，反映了科技发展对国家发展、民生进步的支撑和推动。

　　如今，“生物和化学恐怖防御的基础研究咨询报告”“关于新一代网络的建议”“四川汶川地震咨询项目研究”“关于发展高温超导输电的建设咨询”“植物代谢组与人类营养健康的战略研究”……每年，中科院各学部都会提出多种多样的咨询项目。

　　与此同时，学部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集纳社会各界科研人才，为国家的稳步发展和民生质量的提升出谋划策，更深层地诠释“国家科学思想库”的精髓。

　　过去60年，学部向国家和人民呈上了厚重的答卷；下一个60年，也将续写更华丽的篇章。

　　缓民生之所急

　　2015年2月12日，临近春节。在上海辰山植物园科研中心里，中科院院士许智宏、陈晓亚与植物科学、生物化学、营养健康领域的40多位专家齐聚一堂。

　　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聚会并不陌生。作为“植物代谢组与人类营养健康的战略研究”项目成员，这已经是他们召开的第三次工作会议。

　　这个项目酝酿于2013年。在一次由化学部与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共同召开的学部咨询项目研讨会上，参加会议的许智宏、陈晓亚和中科院院士贺福初考虑，能否在农业领域组织一个跨学科的咨询项目。

　　他们想到，虽然很多人类必需的营养物质和药物原料都来自植物，但研究植物代谢的科学家与研究人类营养健康的科学家却缺少共同的研讨平台。“我们希望把两方面结合起来。”许智宏说。

　　在与多位植物学领域和医学领域的院士商讨之后，许智宏、陈晓亚牵头向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上报了这一咨询项目。经学部项目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备案审批后，这年夏天，一个名为“植物代谢组与人类营养健康的战略研究”的咨询项目诞生了。项目组不仅包括学部院士，还涵盖了多所高校和医疗机构的科研人员。

　　按照计划，今年夏天，他们将提出我国居民营养与健康水平的路线图和新理念，并为未来定向改良作物特殊营养品质以及解决某些药物生产中的瓶颈问题提供完整的咨询报告。

　　类似的咨询项目在学部并不少见。在许智宏的印象中，仅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在历史上就出现过很多有影响力的咨询报告。至今，关于艾滋病防治的系列咨询还让许智宏和其他学部成员津津乐道。

　　21世纪初是艾滋病在我国尚未引起关注的年代。当时，在中科院院士曾毅的带领下，学部院士们深入边远地区，接触高危人群，对国内的艾滋病情况作了广泛的调研。

　　最终，这些心血凝结成了2000年的《关于迅速遏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呼吁》和2004年的《关于全面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的建议》两份咨询报告。

　　报告提交之后，我国政府不仅制定了《艾滋病防治条例》，还制定了许多重要的艾滋病防治举措和行动计划。

　　除此之外，中科院学部还有相当多关于民生健康的咨询项目。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若干问题和建议”咨询项目，全面分析了老龄化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健康保障等方面带来的深刻影响，提出了应对挑战的初步方案，报告上报后，老龄化问题随即被纳入中央高层的重要议事日程。

　　“只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院士们都关注。”曾任学部咨询委员会主任的中科院院士赵忠贤曾如是说。

　　解国家之所困

　　为保证国家重大战略能合理制定、顺利实施，院士们未曾松懈。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版图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随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国家的空间布局更需要科学的协调和规划。为支持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院士们走遍大江南北，为中央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2000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科院学部咨委会设立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重大咨询研究项目，通过对西部地区有代表性的干旱、高原等关键生态区的调研，先后向国务院报送了7份咨询报告，为农业部、科技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方向和依据。

　　2003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中科院学部为此向国务院提交了《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及其治理对策》的报告，提出应将发达地区的环境污染与北方荒漠化引起的沙尘暴、长江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等列为“同等重要”的环境问题进行治理。

　　针对新疆经济发展重大问题、难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从2006年起，学部组织了“天山南北院士行”科技咨询活动，该活动已组织了近10年，先后有数百位院士专家参与其中。

　　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国在应对自身发展变化的同时，还时刻受到国际经济、政治、生态的影响，院士们也不遗余力地支撑着国家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为正在崛起的中国提升抗风险指数。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学部及时上报了《关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建议》，并针对国务院采取的重大决策部署开展了咨询研究，形成的《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查报告》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2009年9月，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学部设立了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咨询项目，建立专门研究支撑机构持续开展相关研究，并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2009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若干建议》咨询报告，为我国的气候谈判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支撑。

　　2010年，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发生，学部迅速设立能源开发与输运安全咨询项目，结合我国发生的大连漏油事件加紧研究和分析，提交了加强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安全与陆上油气储运安全工作的建议，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充分肯定。

　　为了更好的明天

　　一方面，院士们干劲十足地为国计民生和科技进步献计献策，切身体会着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价值；而另一方面，他们最担心的也正是这些研究得不到重视。

　　“院士们作咨询报告时最担心报告石沉大海。”曾担任过中科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中科院院士孙鸿烈如是说过。

　　长久以来，学部的咨询项目以“主动咨询”为主，而所谓的“主动咨询”指的是由学部主动提出咨询项目，服务于政府决策。于是，在学部咨询的过程中，院士们的另一个努力方向就是推动政府主动向科学院咨询。

　　早在1991年，中科院地学部院士涂光炽就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由于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 , 应该由政府部门向学部提出咨询要求及课题，而且这种课题应该是重大的、关键的经济建设问题。由于这些课题是决策者出自亲身体会及建设需要而提出的，学部的调研就可以更有针对性，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是学部自己选题，主动提供建议。”

　　“实际上，西方很多咨询项目都是委托国家科学院或专门的智库，通过研究提出咨询报告。但我们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政府应该充分地去利用专家资源库。”许智宏说。

　　“学部应加强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有关智库的互动，切实做好咨询工作的顶层设计。”朱道本说，“咨询选题至关重要，要充分发挥咨委会委员、顾问和学部研究支撑机构的作用，提升对突发性重大事件的敏感性并积极应对，加强咨询选题的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

　　如今，学部在咨询工作上的努力丝毫未曾松懈。加强与国家部委、政府和智库的互动，将科学技术纳入决策之中，将咨询工作纳入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仍是学部努力的方向。

　　为了更好的明天，咨询项目陆续启动。2014年11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基本要素和支撑系统研究”启动；2015年1月，“加快我国一流采矿技术成果转化，建设采矿技术强国”项目启动；3月，“探索洁净煤技术突破口，开拓低碳技术新方向”项目启动……

　　同样是为了更好的明天，院士们殷切地盼望着国家相关部委能够提出更多的咨询，让学部咨询项目具有更加明确的未来。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5-06-09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