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张家騄）
1936年,马大猷考取清华大学电声学专业留美公费生,他是中国第一位以声学为专业赴美留学的研究生。当时,现代声学刚刚开始发展。他在留学期间参与创立房间声学简正波理论,是该理论的奠基人之一。1940年留学归来,虽然他的专长———声学在旧中国得不到发挥,但他却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中多有建树。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 中, 他提出了中国现代声学的发展规划,设计监造了现代化的音频声学实验室和水声实验室,开始招收声学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发展中国现代声学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在他的肩上。他不负历史的重托,毕生为发展现代声学不懈努力。在新中国,他开始在声学领域大展宏图,为中国现代声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这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声学的奠基人。从他的学术事业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声学发展的缩影。
马大猷既聪明又勤奋,学习成绩优秀,学术成就辉煌。他并不是关在书斋和实验室里不问世事的书呆子;相反,他关心国事,奉献社会。在大学和留学期间,他就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担任教授和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时,他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在新中国建设发展中,他对知识分子的境遇及噪声污染等问题坦诚建言;直到耄耋之年, 他仍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书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呼吁加强基础研究,并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赞许。
马大猷在学术领域涉猎甚广, 除声学外,在无线电学、电磁学、微波理论及科学史等方面都有所著述。同时,他身兼数职,常常是既做研究工作,又要教课;担任《声学学报》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主编;还曾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常务副主任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各种会议缠身自不必说。因此,他就难得找出时间来和别人聊聊天,即使下班回到家里,也难得空闲话话家常。平常他连电视都很少看,要在夫人和女儿的劝说下,他才出去散散步。这就抑制了他的兴趣和爱好。他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爱好昆曲,还会吹笛子;留学归来时还曾买回来不少古典音乐的唱片。可是大家却没有机会来欣赏他的这些兴趣和爱好。在工作中,他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态度,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令学生和下属敬畏。这就屏蔽了他对年轻一代的亲和力。尽管我在他身边学习和工作了50多年,但平常我们谈起话来,也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的尽是学术方面的事。就连欣赏诗词和文学作品,他也会带着科学的眼光。他很欣赏韦应物的一首诗作(《滁州西涧》),其中有一句“野渡无人舟自横”,他说这符合力学原理,诗人生活经历丰富,观察深刻。所以在他的书房里还挂着王寿仁先生为他写的这首诗的书法作品。加之他又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我们对他青少年时代的事情和社会活动的情况知之甚少。因而,本书就侧重记述他在大学与赴美留学期间的学术成长历程,以及归国后在从教育救国到科学兴国的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也就是说,这只能算是马大猷的学术传记。因而,书中着重对马大猷作为开拓现代声学的先锋人物的学术活动,以及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加以较全面的叙述,从而揭示他一贯的学术思想和创新精神。
不过对下面这几个大家关注的历史问题,我还是作了一番认真的考证的。因为在我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因病入院,不能对这些问题回忆作答了。
(1)建筑声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矩形室内的声衰变分析》(Huntetal.,1939),是由师生三人署名的,这篇文章使他们成为房间声学简正波理论的奠基人。那么这篇论文是怎样诞生的? 马大猷在其中作了哪些贡献,他起的作用如何呢? 从他的导师亨特(Hunt,F.V.,1905~1972)的有关材料,以及2008年出版的他的同学白瑞内克(Beranek)的自传中,我找到了答案。1936年莫尔斯的专著《振动与声》出版,其中第八章“驻波”,用波动声学的方法建立了房间中简正波的公式,在声学界影响很大。亨特认为,这一公式还没有经过实验检验,于是就与他的第一位研究生白瑞内克着手设计矩形房间中的声衰变实验。后来马大猷来到哈佛大学,成为亨特的研究生,也一起参加工作。论文中繁复的数学计算(先对房间中的简正波加以分类,然后分别计算各类简正波的衰变,最后再得到总的声衰变)和理论分析工作都是由马大猷完成的,这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实际上这部分工作也就是他1938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写的论文《矩形室内低频简正波的分布》(Maa,1939)的发展和应用。因此,他的师兄白瑞内克,这位美国著名的声学权威,始终对马先生十分尊崇。
(2)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解散,北京大学复校,北京大学工学院成立,校长胡适任命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他时年31岁,是最年轻的院长。人们赞羡他年轻有为之余也多有猜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 中,个别人为了达到报复的卑劣目的,就臆造出“马大猷是胡适儿子的家庭教师,所以才当上了工学院院长” 的谣言,认为这样既可贬低马大猷,又使马大猷和胡适这个大“反动学术权威”挂上了钩。一时间把水搅浑,至今未得到澄清。我从胡适的有关传记中看到,又从胡适的日记中得到印证:物理学界元老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饶毓泰先生,在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还在美国期间,就向胡适推荐钱学森任工学院院长,马大猷任电机系主任。后因钱先生与加州理工学院有约在先不能应聘。加之,北京大学复校之初,在1946年8月22日第三次行政会议上就已经决议,由代校长傅斯年领衔,组成工学院筹备委员会,马大猷是五委员之一。这在北京大学行政会议记录中有所记载。因而最终聘任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是水到渠成之事;而胡适与饶毓泰之间书信往来的个中细节连马大猷自己也不知晓。“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马先生,他说此前他并不认识胡适,更谈不上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他也从未谈及有关饶毓泰先生举荐的事儿。在199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周发勤先生访问他的时候,他还说道:那时文理学院的许多教授对他(办工学院)的设想很听得进去,这可能是北京大学后来聘他为工学院筹备主任和第一任院长的原因…… (周发勤,1996)
(3)在智效民所著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增订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一书的“科学篇”中,记述“‘三反’运动中的竺可桢”时写道:饶毓泰得病是因为他最得意的学生在会上①批判了他。由于马大猷是饶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所以饶先生才会向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推荐他。加之,“三反” 运动期间,马大猷任工学院院长之职,与饶先生同属校领导阶层,所以很容易让人猜想把恩师饶先生气病了的得意门生是马大猷。我对此事专门作了考证,在竺可桢先生的日记中,查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原来饶先生这位最得意的门生另有其人,不是马大猷,特在书中加以记述以免造成误解。
(4)在厦门的大嶝岛上建有一座“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园中有一个“世界最大的广播喇叭”,有关宣传材料对其介绍有所不足,完全没有提及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和有关单位的贡献。因为现在的有关负责人可能并不了解历史情况。虽然这里使用的有线广播大喇叭并不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生产的,可是它的原创性研制工作却都是由声学研究所完成的。这个远程有线广播大喇叭的诞生,源于196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给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当时属电子学研究所)的任务(福建前线有线广播系统属于700# (号) 任务)。该任务由马大猷负责,有声学研究所、四机部第三研究所、广播事业局、文化部电影技术研究所和上海无线电十一厂参加。声学研究所负责研制新型大功率扬声器,1967年研制成功1000声瓦气动扬声器。实际上这是一项发明,应当取得专利。可是在那个年代,中国还谈不上知识产权,更没有对其加以保护的意识。所以今天大家看到这个世界最大的广播喇叭,就只知道它是“最大”,而不知道它是中国声学家的一项创造。由于我曾参与由马大猷先生领导的这项任务,所以有责任把这个“世界最大的广播喇叭” 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以为历史存照。
(5)1962年召开的“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仗义执言的马大猷便是按下启动这一历史事件的按钮的人,从而留下了“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一‘马’功不可没”的美谈。这是马大猷先生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意识的突出表现。因而,我特别关注广州会议,并以他参加广州会议的笔记为依据,在他的传记中对这一事件加以介绍。我认为这对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很有价值的。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得到了师母王荣和教授的鼎力相助,她不但会同马先生的妹妹马利铭教授多次回忆往事、提供素材,而且仔细阅读本书初稿,提出许多重要的意见,在这里谨向她们表示诚挚的谢意。马先生的秘书柯豪先生精心收集整理了马先生的文稿、笔记和各方面的资料,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许多方便和帮助,在此向他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是写不出来的。
作为马大猷先生的学生, 我受命撰写他的传记, 既认为这是弘扬师表,责无旁贷,又感到责任重大、力不从心,只是本着尊重历史、力求真实的原则,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演绎、不溢美,也不为长者讳来加以记述。这就难免在有关人和事的叙述中有失敬和不妥之处,也会有记忆不准确的地方,还请有关人士多加谅解,也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