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国物理学会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获得2024年度巴克利奖。作为国际公认的凝聚态物理领域最高奖，这是该奖项自1953年授奖以来，第一次颁发给中国籍物理学家。

被问及获奖后的感受时，薛其坤说了4个字——天道酬勤。

从3次考研才被录取、读博要用7年的农村娃，到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薛其坤的人生经历很好地诠释了“天道酬勤”的含义。而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他，对高等教育又有怎样的认知？

在接受采访时，他直言我国的高等教育到了需要集中力量建设顶尖大学的新阶段。高校发展不但要有“巧妇”，更要有“好米”，有“好锅”……

“巧妇”也要有“好米”，有“好锅”

《中国科学报》：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有人表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无论是结构还是质量上，都有不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之处。对此，您怎么看？

薛其坤：的确如此。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是世界最大。在此情况下，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发展着力点也应有所调整。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或者说需要集中发力之处，就是重点建设一批国际顶尖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而不是在高校发展的宏观层面“眉毛胡子一把抓”，奢望各方面兼顾。

以美国为例，其高等教育在全球的竞争力有目共睹。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美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固然不小，但真正体现其国家实力的依然是若干所世界顶尖大学。

因此，在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当下，我们应集中精力和资源，选择一批有发展潜力的高校，在人才引进、教师队伍建设、经费支持等方面集中“火力”，使其能吸纳最好的教师队伍，搭建最优秀的教学和科研平台，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教学体系。同时，通过制度调整，使这些学校可以规避某些评价体系的制约，心无旁骛地集中力量，朝着世界顶尖大学和顶尖学科前进。

总之，如果此前我们的发展思路是从拥有若干所“不错”的大学，发展成拥有更多“不错”的大学，现在就要集中力量，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建设一批真正世界顶尖的大学和学科。

《中国科学报》：对于高校而言，人才培养无疑是其根本使命，尤其是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您觉得在这方面，国内高校必须克服的困难有哪些？

薛其坤：首先，高校目前的人才培养，特别是顶尖人才培养仍需要加强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以及优化教学、科研条件和环境、氛围。

对于大学，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一定要是“大师”充足的地方，不管是年轻老师还是年长的师者，如果没有一定的水平和眼光，很难培养出优秀人才。

然而，教师队伍的建设往往是漫长的过程。这也是为何我们的工业生产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显著提升，但基础研究却往往长时间滞后的深层次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所高校都难以保证校内的每个院系都能拥有顶尖的师者。在此情况下，要想进行高质量人才培养，一方面要对外寻找优秀人才；另一方面要打破院系的固有界限，通过跨院系合作，将优秀师资的育人作用发挥至最大。

其次，还需加大相关条件的支撑。在高科技时代，经济条件的支撑对于高等教育的作用愈加凸显，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在这一点上都是共通的。

以目前我就职的南方科技大学为例。自建校以来，南方科大长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其背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便是学校所处的深圳市作为国内财政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巨额财政支持。要知道，虽然我们的学校规模只有清华的1/6，但每年获得的财政支持却与清华大学每年获得的国家财政支持相当。

总之，在高科技时代，即使是高校这样的“巧妇”，也要有“好米”，有“好锅”，才能把“饭”做好。

如果自信足够，就尽量减少评价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国内高校在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特别是在攻克“卡脖子”难题方面，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您觉得在这方面，高校应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

薛其坤：总体来说，对于一些有条件的高校，要克服现有院系布局的限制，针对某些“卡脖子”的重点、难点问题，发挥高校在人才供给和调配方面的独有优势，集中做好有组织的科研。这是高校在解决“卡脖子”问题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以清华大学物理系为例，目前我们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基本以“PI制”为主，即一名老师作为课题组长，带领一个师生组成的团队。在这种模式下，一旦面对“卡脖子”问题，就有了一个团队作战的基础。

此时，如果学校意识到这些“卡脖子”问题的存在，特别是在相关研究方面还具有一定优势的话，就一定要把不同院系的师生整合起来，并为其联合攻关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

事实上，面对“卡脖子”问题时，高校相较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建立跨院系的研究机构或研究组织，并设立相关的评价和运行体系，进而实行有组织科研。

《中国科学报》：提到高校科研，就不能不提目前的科技评价机制改革。您认为在科研评价机制方面，我们还需注意哪些问题？

薛其坤：必须承认，目前我们的评价体系在某些方面并不利于基础研究的开展。不管是“帽子”问题，还是对短期科研行为的过分关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科研人员在拿到科研经费后，通过“数文章”的形式判定科研成果的现象也未杜绝。

因此，我们仍需要一个更加合理的评价体制和氛围，以鼓励科研人员进行长期探索。比如，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和学科，要改变用文章、专利等单一标准进行衡量的错误方式，倡导更有针对性的分类评价。如果我们有足够自信，甚至就应该尽量减少评价。通过一些价值观和思想的引领，使科研人员回归到不以评价为目的从事研究的状态，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

只要不睡觉，基本都在工作

《中国科学报》：从您个人的科研经历出发，在漫长的科研探索过程中，您如何承受科研的艰辛，又是如何甘坐“冷板凳”的？

薛其坤：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管从事科研还是其他任何职业，都要有信念作为支撑，这非常重要。这个信念可以是报效国家，也可以是对某个人生目标的坚持，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所追求。否则，不管是“冷板凳”还是“暖板凳”，都不会坐得安稳。

以我个人为例，在准备考研时，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研究生，并最终成长为默默耕耘的科研人员，这就是一种坚定信念的萌芽。正是有了这一信念，尽管两次考研失败，我依然坚持。信念在萌发之初也许并不成熟，但随着我们逐渐成长，最终它会成为我们精神上的支柱。

《中国科学报》：您曾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强调科学精神的重要，并提出杰出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您觉得从事基础研究最需要具备的精神品质是什么？

薛其坤：科学精神的内涵有很多，这是科研工作者在科研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职业性、理念性，同时又深入灵魂的东西。

在我看来，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研，最重要的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在探索自然界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本身是严谨的，所以我们对其的探索一定不能作假，不能有丝毫折扣。对数据的尊重、对实验事实的尊重是科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品格。

此外，从事基础科研还要有追求极致、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的精神。既然是做科学研究，便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到事物本质，而是要有一个探索过程。因此，就要把每一步都扎扎实实地走好。要想把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解决掉，必须要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

依然以我个人为例，说一句有些“自夸”的话，生活中，只要不睡觉，我基本都在工作。虽然很累，但我乐在其中。